《文苑英华》诏制部分材料来源考略

《文苑英华》是宋初所编撰的“四大书”之一,分析《文苑英华》诏制部分各篇所题作者与出处,并结合唐宋文献记载,可以考索出该部分可能的材料来源,并进一步了解弄清《英华》编撰过程中对各种材料的利用情况。

从隋开皇《田令》的修订增补看诏制敕与制定法的关系

开皇二年《田令》是隋代前期相关政权机构和宰辅大臣经过一定程序编纂制定的、以调整不同主体之间土地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诏、制、敕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命令,是特殊的法律形式。诏、制、敕与制定法的关系,是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与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一种关系形态。诏、制、敕主要是补充成文法典——律令格式之不足,从立法精神到具体内容二者都具有较强的协调性、一致性。诏、制、敕也间有修改或废除不合时宜的个别政策或法律条款的内容。诏、制、敕的权威性来自于它对最急迫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最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论宋季的拟人制诏

南宋后期 ,文人写作了不少拟人制诏表疏 ,现在仍有当时编行的专集三家四种、总集两种传世。本文论述拟人作品的源流及写作特点 ,指出拟人制诏在宋季大量产生 ,既是对六朝、唐代文学的继承 ,又是宋人戏谑风气由诗词向文体的扩展 ,也是诗词中拟人修辞手法的延伸 ,同时还是接受民间文学 (如“说话”)影响的结果。拟人制诏在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它是文体解放的大胆尝试 ,为后代神话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成为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的桥梁。

论李德裕制诏奏议之作风

李德裕为晚唐杰出的政治家,其制诏奏议气势恢宏,彰显"英雄本色";一事一议,简严中能尽事理;句语坦明,辞情兼备,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和谐统一。德裕不愧为继中唐陆贽之后的又一公文大家,在唐文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论苏轼四六制、诏、批答的价值

制、诏、批答是苏轼文集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属于应用文体,又是代言体,所以一般认为除了一些史料的价值外,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而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包括苏轼研究者的关注。其实它至少有三点价值:第一,文学的色彩,在一些制诏及批答中十分显著。第二,虽然是代言人,但有些公文还是从侧面反映了苏轼的人格魅力。第三,作为文坛与政坛中深具影响的人,在公文的撰词中有对于士人及其风尚的判断与引导。

浅议两汉时期的矫制(诏)现象

两汉时期,矫制(诏)现象频发,时代思潮、士大夫们昂扬的进取精神以及矫制(诏)无害法律制度是其成因。其中,矫制(诏)无害法律制度孕育于频发的矫制(诏)政治法律实践,并且成为矫制(诏)频发的制度保障。这个法律制度对汉以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翰林制诏“平易”文风探析——以炎、绍、乾、淳为中心

靖康南渡至南宋前期,翰林制诏普遍讲求文从字顺,坦明平易,导致风气丕变。宣和以来,骈俪制诏之文“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一联或至数十言”,堆砌搬用经史成语,愈出愈巧,浮夸繁饰,渐失自然,“反累正气”。宋室南渡之际,成为四六制诏“平易”文风形成的契机。唐代翰林学士陆贽成为无可替代的典范,“奉天制书”承载了南宋帝王臣民同仇敌忾、王朝再造的想象。宋高宗论文倡“平易”而不喜“艰涩”,崇雅黜浮,宋孝宗喜读陆贽奏议,再加南宋以来对唐宋古文典范韩、欧、苏的推崇,都给予南宋制诏写作的“平易”自然文风以深刻影响。

“王言之大”:唐代贬谪制诏的文体解读

"王言之大"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对"诏策"文体主要特点的整体描述,重在突出诏策"权威性""严正性"的特征。作为"王言"的一种,唐代贬谪制诏分别从"权威之大"、"形式之雅"、"包容之广"、"内蕴之深"四个方面体现其"大"的特性。四个方面指自上而下的命令性文体特质,专属稳定的程式化言说方式,因事制宜的弹性式功能延展以及崇古尚礼的复合型文化旨归。这四大特性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从形制到内涵,从政治到文化,层层深入,立体地呈现出贬谪制诏作为一种"王言"的基本特性。

论曾巩的制诏

"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曾巩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卓著,其制诏的写作虽然臻于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却少有人关注。具体而言,其制诏在内容方面主要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在风格上温润典雅;形式上则表现为骈散结合、不求尖新,辞约义尽、形式短截。其风格的温润典雅与其写作目的和语言特点密切相关。

苏轼制诰批答的文学性略论

制、诏、批答是苏轼文集中的重要内容,虽然是四六文,但因为属于代言体,一直没有得到文学研究者甚至苏轼研究者的关注,其原因主要是对其文学性的认识不够。其实制诏及批答中的很大一部分",文"的色彩很浓。对于其文学性的认识有利于完整的看待苏轼以及苏轼的文学成就。

唐代制诰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追求

制诰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文体,其源远流长,在王朝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迨至唐代,由于众多文人的参与,特别是基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努力,制诰创作走向繁荣,其文体形态完备,创新意识强烈,思辨突出,情感浓郁而气势昂扬,呈现出鲜明的审美追求。唐代制诰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唐代制诰文的流变出发,探讨其功能定位及创作情况,特别是文体特征和审美精神,抛砖之论,以求教于方家。

汉代制书体式考述

汉代制书体式有二:其一为"制诏"体式,"制诏"后通常带有受命对象,若曰"制诏御史"、"制诏三公",那么这些人乃是制书命令的执行者,但并不属于制书内容面向的群体;受命者若是太守、将军等其他对象,则其职务在"制诏"后出现,往往是对个体的称谓;他们作为制书涉及的当事人,成为制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为"制曰"体式,多用于对大臣奏议的批复,其与奏议共同构成完整的制书内容。此外,由汉代简牍和碑刻来看,"制"、"制诏"、"制曰"须顶格书写,这样的格式彰显出皇命的权威性特征。

从白居易诏诰文看中唐的对外交往与外交政策

白居易曾先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在其代皇权制作的12道翰林制诏与中书制诰中,不仅反映出唐王朝所具有的国际地位,且展现了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中及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即众国仰承的国际地位,睦邻是务的对外政策,慰问加官的交往礼数,捍卫权益的外交原则。

杨亿“文格”平议——以制诰文为考察中心

景德、祥符中,杨亿以词臣身份掌诏,"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创变文格。宋真宗与王旦赞誉为有"贞元、元和风格";这一概念主要指中唐词臣元、白等人所确立的书命雅诰的写作范式,但杨亿等人典赡精工的昆体制诏却取径于樊南四六。杨亿对宋文演进的贡献是,以典雅博奥之思与雄直刚正之气融元白制诰、樊南四六为一体,创立新的文格,变革五代至宋初诗文卑俗芜鄙之格和枯瘠浮弱之弊,使得景德间"号令彬彬,谓之尔雅"。

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

1982年9月,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农民在村南盖房打土坯时,挖出一件两诏秦椭量。后在倒卖过程中,被华县公安局于1986年6月查获,现这一珍贵文物已由有关部门收藏。据目睹出土的农民讲,两诏秦椭量原放置在一个小陶罐内,罐灰色,高约二市尺,小口小底,腹身上大下小。陶罐出土时已破碎,内淤满黄土。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熙、丰文化生态与“西汉文风”之流衍——以翰林学士制诰诏令的承变为考察中心

熙宁、元丰制诏文写作最重要的变化是崇尚"西汉文风",西汉风格进一步代替了宋初以来所推崇的"燕许轨范"与"元和、长庆风格"。神宗朝上层统治集团对"西汉"学术、文章高度崇尚与接受;嘉祐以来科举渐重策论,熙宁中以策论与经义取代诗赋,制科考试则专试策论;文学复古精神在传承中演进。在上述特定的文化生态下,两制词臣也转而从三代两汉之文中进一步开拓资源,西汉贾谊政论、董仲舒对策以及"西汉制诏"由此成为新的文章典范,为宋文风格带来深刻的变化。徽宗大观年间,林虑编成的《西汉诏令》,则是北宋文坛推崇"西汉文风"的重要成果。

略论李德裕的“文章之功”

制诏奏议是李德裕文章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辅佐唐武宗成就"会昌中兴"之不朽业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德裕以文章德绥回鹘,以文章智平泽潞,这些文章收录于《会昌一品制集》。《会昌一品制集》见证了李德裕讨胡平叛的整个过程,是文章治天下的范型,显示了李德裕卓绝的"文章之功"。

元稹散文概说

元稹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其文章是其立身行事的原始记录,足以再现其勤政爱民的业绩和引领时代文化前行的风范。元稹诗歌成就因作品散佚较多,显然不如白居易高,但文章可读。元稹制诏文和奏议占现存作品半数,史称"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当之无愧。碑铭、行状、祭文力求揭示主人公精神世界,真情贯注,摇曳生姿。《莺莺传》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小说创作提升到空前高度。元稹散文的首要价值是其历史文献性品格,其次是生活教科书品格。元稹散文蕴含着浓厚的情感成分,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方面有开创性贡献,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一翼。

论史书对“制诏某官”的删改与复原——以汉代为中心

“制诏某官”是秦汉魏晋皇帝诏书的常用起首语之一,尤以汉代行用时间最长,但史书在引录该时段的诏书时,经常会将“制诏某官”省改为“诏曰”“上曰”“下诏(书)曰”“皇帝曰”“制诏(曰)”等叙事用语,以致后人难以明确诏书原本使用的起首格式。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汉代大量相关史例的比勘和分析,可以提出复原“制诏某官”的两种方法:一是史书中称引诏书使用的某些表述如“诏某官(曰)”“制诏(曰)”多数都是“制诏某官”的省写;二是利用史书记载汉代集议、察举与博问诏书的特定书写体例,可以推知诏书最初的下达对象,进而复原出“制诏某官”的本来面貌。这为考察秦晋间诏书的起首格式提供了更多例证,有助于推进对帝制时代早期王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