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编译书局的兴起对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湖北的编译事业起步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开办的湖北译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又提议并创立了由两江和两湖地区合设的江楚编译局。湖北译书局、江楚编译局所编译的书籍特点有:一是以日文为媒介,翻译出版日本和欧美教育学书籍,以及实用的算学、武备、商务、农学等书籍;二是内容偏重教学理论书籍和教科书。这些教育书籍和实用书籍经湖北留日学生和日籍教师传播给两湖地区的新式学堂师生,并渗透到教育实践中,促进了两湖地区教育近代化变革。因此,近代湖北译书局、江楚编译局等编译机构和编译事业的兴起为湖北早期教育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晚清“湖北译书局”的译介活动

"湖北译书局"是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在湖北所设,以译介西书、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文章以"湖北译书局"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开展"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指出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以期推进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还原晚清湖北区域翻译历史活动的全貌,为我国地方翻译断代史学研究奠定基础。

晚清“湖北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评析

晚清重臣张之洞设立湖北译书局,开展译介活动。本文以该局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分析了未来研究的内容、重点和难点,以期达到启动和推进"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还原晚清湖北区域翻译历史活动的全貌、为我国地方翻译断代史学研究奠定基础的目的。

试论近代编译书局的兴起对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湖北的编译事业起步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开办的湖北译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又提议创立了由两江和两湖地区合设的江楚编译局。湖北译书局、江楚编译局所编译的书籍特点有:一是以日文为媒介,翻译出版日本和欧美教育学书籍,以及实用的算学、武备、商务、农学等书籍;二是内容偏重教学理论书籍和教科书。这些教育书籍和实用书籍经湖北留日学生和日籍教师传播给两湖地区的新式学堂师生,并渗透到教育实践中,促进了两湖地区教育近代化变革。因此,近代湖北译书局、江楚编译局等编译机构和编译事业的兴起为湖北早期教育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民約通義》:上海大同譯書局初刊本的新發現及其意義

新發現的上海大同譯書局本《民約通義》,不僅提供了盧梭《民約論》最初刊本的實物,證明1898年大同譯書局確實刊印過此書,而且對於重新認識該書在近代中國早期的出版、傳播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可以糾正以往研究中對諸如作者和譯者名稱等的一些錯誤認知,有利於澄清《民約通義》早期版本著録的混淆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問題。文中探討了大同譯書局本、上圖本的相互關係,論證上圖本來源於大同譯書局本,對其兩次修改情況與文本的異同做了具體的比較分析,並進而揭示了康梁維新派與盧梭《民約論》之間的關聯性。

上海大同译书局译著述略

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的大部分是康有为等人的著作。在1898年3月以后出版的书籍所附书目中,用不标价格的手法阻止了附有《俄彼得变政记》的“第六上书”的扩散。大同译书局刊行的五种译著大都源自日本的战记和通史类通俗著作,梁启超为其中三部译著撰写了序言,甚至有可能尝试过翻译某些著作。另外,大同译书局还刊行了日本汉文著作两种,其中一种有梁序。主办者有意通过翻译日文著作促进维新变法事业的尝试,其出版事业也成为促进东亚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开端。大同译书局的译著中虽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其开风气之先的事迹和意义值得追怀。

戊戌时期科学书籍的编译及其特点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祖国于沉沦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维新志士最迫切的政治愿望就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国势之振兴,民权之发扬,必“自大开民智始”。因为“民智不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这样,开启千百万黎民百姓的智慧就成为变法维新、立宪救国的当务之急,而在维新派看来,能够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只有近代科学。科学能够“将世界之迷梦打破”,结束人类“为神异所愚”和“为君主所屈”的历史,“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

清末科技文献翻译大事举要

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我国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入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西方各种先进科学技术相继传入,对我国人民的觉醒与科技的发展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高潮中,科学技术文献的翻译事业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本文意图追溯历史的踪迹,扼要记录下这一时期有国人参与的科学技术文献翻译重大事件,诸如译学馆、翻译馆、著名译人与重要翻译文献(含书、刊、检索工具、词典)等,以供同好参考。凡纯属外国人进行的科技翻译事件本文一般不录。 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Dr.WaterHenry Medhust,1796-1857)

译书与康梁维新派的西学传播

西学传播这一运动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西方的文化,思想也渐渐输入中国。然而,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大量派出留学生之前,译书一直是西学传播的主要媒介。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中国出现了报刊,学堂、学会等三种新型的西学传播媒介,但是译书仍在当时的西学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国外科技情报工作渊源初探

本文初步探讨了我国国外科技情报工作的渊源,提出如下观点——我国明代的科技资料翻译工作孕育着国外科技情报工作的胚胎;清代的科技资料翻译工作构成了国外科技情报工作的雏型。

略论清末部编教科书及对教科书的审定

清末颁布学堂章程,实施新学制,规定了各学堂的学习科目和课程标准。统一的课程标准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编写适用的教科书,以适应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课堂教学的需要,从此开始了部编教科书及国家审定教科书的新阶段.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服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从《日本书目志》看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在康有为众多著述中,《日本书目志》十五卷是一部体例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著作。说它重要,主要体现在此书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作为康氏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思想。但是,近代史学术界和康有为研究者似乎对它都未予应有重视,至今还没有人对这部洋洋30余万言的书目提要体巨著作过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概述,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日本书目志》(下简称《书目志》)杀青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由康有为弟康广仁主持的上海大同译书局初次刊行于第二年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又向光绪帝上了《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是时正值戊戌变法高潮的“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前夜,因此,此书的撰写与问世,是这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试说林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是我国第一位以文言文译述欧美近代文学作品的著名文人(他不同于严复,他本人不懂任何一种外文,是依靠多位通外文者的口述而进行笔述的,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兼职时,职名为“笔述”,他的合作者的职名为“口述”),100多种“林译小说”曾风行一时,它们大大开阔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促进了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能抹煞的。

中国目录学史料(六)

日本书目志“南海康有为长素辑”八册“上海大同译书局刻”石印自序: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哀哉!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中国尚守旧故也。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

晚清官书局大事记略

晚清同、光时期,各省纷设书局。百余年来,史料淹没,论者多限金陵、浙江、湖北、江苏诸书局,对其余各省书局的设置及活动等涉及较少。本文就所见史料,将各省书局设置过程及机构人员、书籍刊刻等事进行编年,以公诸同好。咸丰九年(1859) 湖北巡抚胡林翼开书局于武昌。

康有为的翻译思想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海军与陆军都遭到了惨败。翌年,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中国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也促使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迅速发展成为政治运动。而这一改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领导人物,就是康有为。

清末科技资料翻译初探

我国翻译事业的发生与发展,可称得上源远流长。梁启超曾有"孔子适周,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之说"。翻译外国资料至迟始于晋,当时翻译的《象教论经》一直传播至今。唐高僧玄状(公元六○二一六六四年)西域取经,回国后,先后于长安大慈恩寺等地专事翻译十九载,一千多年来,一直成为有口皆碑的美谈。但是,有唐之前,所译外国资料多属宗教之教义。永乐五年(公元一四○七年),明朝创设四夷馆,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习蒙古、印度、缅甸、暹罗(泰国)

清末修律与译书

二十世纪初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处在列强环伺之下,危机日甚,国内各种矛盾分至畓来,急剧发展。特别是在一九○○年以后,中国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另一个革命高潮。清朝统治者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深知一味坚持祖宗成法已经不能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为了苟延残喘,而在形式上改弦更张,打出“自强”、“新政”的伎俩,这是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契机。帝国主义列强从义和团的打击中感到灭亡中国是幻想,最好的办法是支持清政权,使这个将沉没的破船能够多漂浮些时日,因此修律也是帝国主义利益的要求。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宮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在这两部著作里,作者希望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上清帝第五书》),用按语的形式提供各种变法维新的建议。对于《日本变政考》,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