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译介与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科学译介是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高效进行国际传播的关键环节。文章从概念界定出发,梳理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和现实成效,并提出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价值基点,提升译介的严肃性与精准度,坚持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创新“阐述性”译介和“多模态”传播,培养译介与国际传播融通型人才等路径。

知识翻译学理论视域下秦腔电影《周仁回府》的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广泛关注。秦腔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且作为中国戏曲曲种之一是四大声腔中最古老、最丰富的声腔体系。《周仁回府》是秦腔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支撑,对电影《周仁回府》进行对外译介研究,探究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秦腔电影英译应具备哪些特征,为秦腔文化“走出去”提供启示。

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路径探索

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其译介与传播有利于诠释中华民族精神,传递中华文化价值观,践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文章探究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路径,从“组建优秀译者团队,架设文化沟通桥梁”“建立译介传播机制,提升文化传播效度”“拓展作品内容选题,创新译介出版路径”方面展开分析和阐述,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增进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提供思路。

现代化背景下外国文学译介传播图景勾勒——评《外国文学译介与现代文体发生》

“译介”可称为翻译、介绍,即以本土文字对外来文化进行翻译传播。自世界各国有来往时,译介就存于双方互动交流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对了解世界的兴趣更加浓厚,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逐渐兴起,通过文学翻译将海外的文化历史传播至国内,逐步消弭国内外跨文化交流壁垒。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领域也面临新的变化。

《墨子》英语译介与海外接受现状调查

《墨子》是墨子思想的集大成者。自19世纪以来,《墨子》产生了多个英译本,海外介绍《墨子》的网络资源也比较丰富。本文梳理《墨子》英语译介现状,通过《墨子》主要英译本的国际权威期刊书评、普通读者评价与相关网络报道,调查《墨子》的海外接受现状。调查结果为我国对外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改善讲述中国故事的效果提供建议。

中德文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女性小说译介——以王安忆为例

德语世界译介王安忆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学关系衍变带动着译介活动发展转向,树立德语世界眼中的中国当代女性小说样貌。通过文本分析,在初期,相同的文学主题产生共鸣,促进德语世界对王安忆小说的接受。继而,中德两国文学都迈入了转型探索阶段,作家的创作尝试获得德语世界关注,进一步推动了译介。而两国文学都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之后,世界文学舞台上的角逐与竞争,掺杂了多种因素影响,最终使王安忆小说的德译草草收场。

儒家智慧的法兰西解读:《论语》在法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的纵观

《论语》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经典巨著,体现了孔子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颗璀璨明珠,《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明史,而且在世界上也广为流传,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瑰宝。孔子的思想如何被译介与领悟,以及其后如何影响了法兰西的思想浪潮,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将纵览《论语》在法国的历史接受过程,追溯其译介路径,探讨启蒙思想家如何将之融入欧洲知识体系,并分析这一东亚经典在异域土壤上所开花结果的多维影响。

译介学视角下现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受众意识

中国文学的受众意识作为文学译介中的重要一环,文学译介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目标对象,也是传播效果的最终实现者。因此当前的中国文学外译要有受众意识,了解受众的特点,才能选择相应的译介策略。但重视受众意识并不是一味迁就,回避差异,而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宗旨,将更多体现人类共同情感的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文章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从当下文学外译实践的反思中对受众的特征加以总结分析,并给出建议采取的译介策略,以期给当下外译工作提供参考。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译介学视角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趋势与启示

中华文化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负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它的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因而关于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实践效果,拓宽中华传统文化广泛传播途径,该文以译介学为研究方法,从译介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5个方面对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分析可知,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中国把自己的文化推介到世界,而译介学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提供了全面科学的理论框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成熟,能够助力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远大目标。

中国原创儿童绘本的译介效果分析

从亚马逊线上销售数据看,中国原创儿童绘本英译本的销量低,译介效果不佳。本文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分析了推动与阻碍译介效果的因素。效果不佳的因素有译介主体不熟悉绘本语言,译介内容没有删减评论性话语,绘本的文字与图画的排版的效果差,没有明晰译介受众需求;推动译介效果有:翻译归化策略应用于图画的选择,官方翻译资助项目的助力以及顺应市场需求推出的加注音的双语绘本。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接受研究——以俄罗斯在线书评词汇的情感分析为基础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设立于1981年,是中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引领着中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创作的方向。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译介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对俄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在中俄两国的文化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提高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效果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现代戏剧译介研究——以熊佛西戏剧在德国的译介为考察

文学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中国戏剧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文化对外传播中承担重要使命。创作于帝国主义入侵、国衰民弱、民族民主民生革命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之期的20世纪初中国现代戏剧,其思想内涵和艺术革新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关注。我国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熊佛西的戏剧共有5部作品翻译成德语,汉学家译者主体关注熊佛西戏剧中的中国文化呈现和中外文化互动。以熊佛西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戏剧德语译介表明,艺术作品生命力的跨文化延续与认可,其内核必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

多元系统理论下红色旅游文本译介问题与对策

红色旅游文本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旅游文本译介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文章以合肥市红色旅游景点为对象,剖析红色旅游文本译介问题,并借助多元系统理论提出相应对策:运用归化翻译策略,选取能够体现革命精神风貌、中西方共同价值观以及中国特色文化的内容作为译介材料,同时提高对外传播意识,扩大红色旅游文本传播途径,从而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唐诗“尚红”意识的译介

自古至今,中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尚红”意识。唐诗是浩瀚文学银河中璀璨的明星,诗人们在诗歌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红”系颜色词抒发情志。本文以宇文所安翻译的《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为研究蓝本,通过建立小型双语语料库,检索统计和归纳总结,分析宇文所安在译介体现诗人们“尚红”意识采取的翻译策略,并提出多模态的“尚红”意识译介途径,以期推动中华色彩文化的传播。

百年来古代赋在英美的译介述评

英美对赋的译介发轫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百多年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零星译介阶段;初创期,专门译介的初始阶段;发展期,专题研究与深度翻译共同推进阶段;繁荣期,高质量的译作涌现阶段。总体上看,英美学者的赋体文学译介呈现出集中性和分散性并存、译作选集与专题研究相得益彰、译文质量后出转精等特点。英美汉学界在赋的译介领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值得研究者梳理总结。

丁来东对现代中韩诗歌的双向译介

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韩近现代文学双向译介的重要时期,不仅是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译介的兴盛期,还是中国对韩国近现代文学进行译介的开始期。拥有着中文学家、作家和翻译家三重身份的丁来东,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更是履行着韩文学汉译、汉文学韩译的双重使命。本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丁来东对现代中韩诗歌的双向译介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理论并辅以社会历史批评法,进一步认知丁来东在现代诗歌译介上的个性,探究其诗歌译介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取向,并了解其对韩国现代诗歌发展产生的影响。

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行为研究:特征与模式

“国家翻译实践”已成为具备中国本土特色的原创性译学话语之一。通过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的梳理,发现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可以通过坚持弱政治化的行动准则、选择符合本国价值观的文本题材以及采取中国特色的本地化翻译策略等,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范围,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该项目在精神文化层面“以我为主”、在语言文字层面“兼顾他人”的译介模式对于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尤其是自塑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从跨媒介到跨译介——国产电影文化边界明确性探究

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电影承载着娱乐功用和文化传播功能。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国产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传递民族文化和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产电影的文化属性与文化传播出发,通过对文化边界与全球共鸣等问题的分析,探索从跨媒介到跨译介中的国产电影文化边界,认为要始终明确和坚守文化边界,旨在为国产电影事业发展提供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