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等译介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小说观念的变革在40年代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入的冲击。卞之琳、盛澄华、萧乾、常风等人对正在当代西方发生重大影响的小说家纪德、伍尔夫、阿左林、卡夫卡以及契诃夫进行了引介与评论,为汪曾祺短篇小说现代化试验提供了详尽的理论资源。其中,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卞之琳的译介文学。

从Python情感分析看海外读者对中国译介文学的接受和评价：以《三体》英译本为例

情感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利用Python将这一技术运用于中国译介文学的海外读者评价是一次创新性尝试。实验证明,情感分析的运用使大规模读取海外读者评论,并直观量化呈现读者褒贬态度成为可能。亚马逊《三体》个案研究表明,海外读者整体上对《三体》译本呈正向情感态度,接受度较高。特征情感分析方面,读者对小说叙述角度的情感评分最高,情节和人物次之;对刘宇昆译本的接受程度比周华译本高。《三体》在海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只有坚持作品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才能使中国文学真正被海外读者接受和喜爱。

从情感分析看海外读者对中国译介文学的接受与评价——以《劳燕》英译本为例

该研究基于Python等文本处理工具,利用海外主流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劳燕》英译本的读者评论构建文本数据库,以量化数据呈现读者星级评价、情感态度、高频词云图、语义网络图。同时选取高影响力的读者评论文本进行质性研究,探究阅读体验中具体的情感态度、作品价值的认同程度、作品信息的接受程度及翻译质量的关注维度。借助定量与定性研究,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提供启示。

现代化背景下外国文学译介传播图景勾勒——评《外国文学译介与现代文体发生》

“译介”可称为翻译、介绍,即以本土文字对外来文化进行翻译传播。自世界各国有来往时,译介就存于双方互动交流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对了解世界的兴趣更加浓厚,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逐渐兴起,通过文学翻译将海外的文化历史传播至国内,逐步消弭国内外跨文化交流壁垒。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领域也面临新的变化。

1949—1956年私营出版社的文学译介与出版活动梳考

共和国成立伊始,新的出版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私营出版业亦未被全盘纳入一体化的轨范。此时的文学译介与出版相应处于混杂状态。私营出版业所构筑起的世界文学景观呈现出苏联文学译介渐趋凸出、膨胀的衍变。其译介与出版,既带有抢译乱译等消费导向,又具有注目于通俗本、儿童读物的大众化取向。个人主义的翻译观遭到消解,文学译介转渡为采取集体翻译和作为政治任务的“当代”形态。译家、出版家的动机、策略各有不同,京、沪等地亦展演出各异的译场空间。

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当下研究热点之一,《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2023)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该书从作家和翻译家双重视角考察当代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从文化语境、民族兴衰、社会发展诸维度阐发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如何有效地翻译、传播的思考。其特点反映在如下四方面:一是研究的继承性,二是研究的关联性,三是研究的社会性,四是研究的针对性。这是国内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成果,对中译外翻译和国际传播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庄延龄对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以《中国评论》为中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延龄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典籍作品发表于《中国评论》,包括《诗经》《离骚》和唐诗等。通过梳理和对比阅读庄延龄的文学译介作品,发现在译介过程中庄延龄重视译文的文学性,力求以诗译诗,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存在误译等不足,但其翻译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始于清末,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高潮,日本各流派的名家名作及文学理论著作纷纷进入中国。本文主要对翻译现象背后的若干因素,如翻译人才的涌现、版权法的出台、稿酬制度的确立、译者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梳理,试图以此探究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

百年来古代赋在英美的译介述评

英美对赋的译介发轫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百多年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零星译介阶段;初创期,专门译介的初始阶段;发展期,专题研究与深度翻译共同推进阶段;繁荣期,高质量的译作涌现阶段。总体上看,英美学者的赋体文学译介呈现出集中性和分散性并存、译作选集与专题研究相得益彰、译文质量后出转精等特点。英美汉学界在赋的译介领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值得研究者梳理总结。

汉学家韩斌文学译介中的文化诗学

英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致力于中国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近20年,其翻译策略与翻译思想在不同译本中的呈现已为学界条分缕析,然而,对其作为汉学家身份在“倒走丝路”文化传递方面的挖掘还不够。考察韩斌译本选择时的世界性表征、对女性的关注、纸托邦平台的文化对话、乡土风情的翻译实践以及译者主体性,有助于从文化意义上加深人们对其文化传递者的认知,从而充分理解翻译的跨文化建构功能及韩斌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作用。

《文艺生活》中的译介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翻译文学

跨越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生活》发表了近百篇文学译介。桂林版《文艺生活》刊发了大量苏俄以及其他国家反映战争和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译介,丰富了中国抗战文艺的艺术画廊,对政治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的声援作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光复版、海外版、穗新版《文艺生活》虽然文学译介数量远不及桂林版,但苏联文学译介的惯性影响力仍不可忽视,同时英美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弱小民族文学也都是时代声音的回响。《文艺生活》中文学译介的内容构成和布局演变,恰是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现实语境磨合、协调后生成的20世纪40年代翻译文学的缩影。

如何做好文学作品译介——以《鱼翅与花椒》中译本为例

本文通过四字词语、地道词汇、拟声词和叠词、增译和省译、还原原作风格六个角度赏析《鱼翅与花椒》中译本,提出做好文学作品译介的两大重要因素:第一,译者与原作者保持密切联系;第二,译者达到语言脱壳的境界。

中国文学作品的“出口”译介模式——以莫言英译、美译作品为例

推进中国文学作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我国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输出中国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出口”译介主体模式和译介途径,并以莫言英译作品为例进行具体研究,提出莫言作品的主要译介途径,即海外出版社、电影、网上书店、文学代理人,以及大众媒介。

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以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的三个译本为例

本研究通过描述外国文学中译本在转换策略上的特点,客观分析了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本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转换策略的影响,从而深入探讨了译入语民族文化语境与外国文学译介的关系,有效认识了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撞与和谐。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我国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三个外国文学中译本中包含意识形态的语言内容在转换行为上的特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本土社会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宏观文化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作用;2)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对译介转换的“改写”程度及“改写”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此项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社会文化语境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有效认识文学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结构。

文化生产场域理论下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文化产品的产出过程处于历史条件下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网之中,该理论可分析涵盖翻译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关系。本文运用该理论中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解读林语堂文学外译行为中的权力关系和意义共建,考察林语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内外动因和具体策略。本文提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可以用于探索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对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外译有启示意义。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

全球化的加剧凸显了通过文学译介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在由谁翻译、怎样译介和如何"走出去"的具体问题上,误解依然存在。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决定了译本的接受或拒斥,成功或失败。因此,中国文学若要依凭翻译走向世界,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必须改变现有的文学译介模式,积极吸引国外译者及出版社参与译介中国文学,这样才能使译本符合异域的诗学标准、意识形态及阅读习惯,保证译本的广泛传播和接受,真正使中国文学"走出去"。

迷雾中的灯塔——论后现代语境下文学译介的“纯粹性”意识

在后现代思潮下,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以强力姿态消解了文学译介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缺乏积极建构话语的后现代主义无力阻止这一趋势,只能任由文学译介滑向迷惘的深渊。对此,重拾德国浪漫主义的"纯粹性"意识,则有助于释放出对策性的思考。"纯粹性"既兼容后现代思维,又能凝聚重构性目光,如同一盏灯塔,以夺目的光芒穿透后现代的迷雾,为文学译介的价值观念带来一种建构性的力量。

翻译文学期刊构建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建国初期的期刊文学译介为例

《译文》(1959年之后更名为《世界文学》)是建国初期17年间唯一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期刊。对该刊物的统计表明:苏俄文学的译介数量最多,其次是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学,再次是亚非拉文学。该刊物一直将构建"世界文学"图景作为刊物的主要目标。建国初期的17年间,文学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译文》(《世界文学》)也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政治正确成为了期刊文学译介的主要标尺。"政治正确"在该时期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体现:"现实性"和"战斗性"并重;文学形象的选择性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兴盛。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上;二是译介对外国文学的读解,服务于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工程,忽视了作品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启蒙主题;三是译介国家地区的多元性与译介作品类型的单一性,即主要译介了那些与17年社会主义现代性精神相一致的作品。

还文学以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新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中国学界,尤其是翻译界的热门议题。论者所关注的,大多是翻译层面上的问题,如何提高译本的翻译质量、翻译数量和传播渠道等。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逐渐增多,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位并未得到较大提升,海外更多的还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了解当代中国和社会现实的窗口,而相对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因此,仅仅通过提高翻译质量和数量,扩大出版发行渠道,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以更有效的话语方式推介中国当代文学,即如何在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中,阐发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经验”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关系及其世界文学意义,树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形象”,提升其文学地位,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人文品牌,促进当代中外文学和文化的深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