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置废与变革

北魏前期尚书制度屡遭置废与变革,究其原因,太祖天兴元年十二月以八部大夫拟八座,是为弥补尚书八座成员难以集中办公的权宜之计,天兴二年将尚书三十六曹与诸外署通分为三百六十曹,更像是一场简化行政程序的尝试。这一尝试在两年后停止,尚书省恢复并增置代人令史、译令史以帮助部族统治成员控制尚书省。至于太祖天赐二年置武归、修勤代替郎中、令史主持省务的改革,更似内部官职改革而非再一次废弃尚书制度,因而太宗时期依然存在着尚书,并且世祖即位之初就拥有一个建制基本完整的尚书制度,并非等到他即位四年后才重建。世祖时期对尚书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与魏晋制度迥异的体系。

试论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特点

尚书制度,从两汉到隋唐,经历了长达六、七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和相权始终存在着矛盾。在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矛盾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从总的趋势看,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而尚书制度的发展变化,正是这一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以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为前提的。例如:汉武帝有感于西汉前期相权太重,排斥丞相,任用亲信,让秦朝和西汉前期仅仅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光武帝有感于西汉末年权臣擅政,又“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魏晋以后的君主们有感于尚书省权力过重,改而重用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尚书失去出令纳奏之任,仅为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总之,尚书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加强皇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