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驱动的《射雕英雄传》译入译出计量风格对比研究

金庸经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新译本由AnnaHolmwood和张菁合译,两人分别翻译两卷,前者译入,后者译出。对于同一原作者的同一部作品,两人的译入与译出在风格上是否一致呢?在语言各个层面上是否有独特的译者风格标记呢?以《射雕英雄传》新译本第1卷(AnnaHolmwood译入)与第2卷(张菁译出)为语料自建翻译语料库,运用多维分析法进行计量风格分析,结果显示,译入文本与译出文本都属于普通叙述说明语域,两者在25个语言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各个特征z分值绝对值基本都小于2,即与本族语文本相比不存在显著变异。这一结果表明中国文学外译译出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译出译入视角下的鲁迅作品英译

“译出”与“译入”是两种不同的译介路径,对翻译过程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引起译界的足够重视。在鲁迅作品英译本中,杨宪益翻译的《鲁迅选集》和蓝诗玲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是其中两部力作,分别采用了译出和译入路径,在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出版与传播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不同的译介路径决定。译介路径对鲁迅英译有决定性影响,鲁迅英译研究不应忽视译介路径问题。

“屈服”还是“抗争”:张爱玲《等》译出本生态翻译研究

该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以张爱玲小说《等》的译出本为研究对象,分析自译者张爱玲如何在需要的内视角和环境的外视角中进行适应和选择,对译作的“忠实”和“服从”度进行调和。梳理归纳张爱玲在读者接受和文化传播使命中寻找平衡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旨在探索译出的译介路径和文化传播价值,为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提供借鉴。

《阿Q正传》译入译出文本的风格计量学对比

本文基于自建的《阿Q正传》可比语料库,以杨宪益和王际真的两个译出译本与蓝诗玲和莱尔的两个译入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词汇丰富度、活动度、主题集中度、文本相似度以及文本可读性五个计量风格学指标进行不同翻译方向译本的风格计量学对比研究,以探究译出和译入文本有哪些风格方面的异同点,从而验证文本计量风格是否与翻译方向存在必然的联系。结果表明,两个翻译方向译本的各种指标相互交叉混杂,译出和译入文本之间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和规律性的分界线,译本风格计量指标与翻译方向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可以推论,在源语为汉语的文学翻译中,译入并非唯一且最佳翻译方向;在译者和译本翻译风格的评判和区分上,母语与否并非唯一标准。本文进一步对其产生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剖析,以期增加译出译者对外译介的自信。

对译入译出的文化思考

从理论上说中国人可以进行中译英,但事实表明对外译出并不成功。此外,什么人适合译出、译什么、以什么方式译出值得思考。因此,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应以译入为主,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输出国尚需时日。

译出态度与译者行为——以本土译者汉语乡土语言译出实践为例

“译出”实践和研究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本文首先对“译出”进行了定义,然后结合汉语乡土语言的译出实践,在译者行为批评的视域内讨论了本土译者的译出态度和行为倾向,并首次区分了形式上的译出、内涵上的译入等译者行为特征。有关译出态度和译者行为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积极的意义。

基于《牡丹亭》语料库的译入、译出群体风格对比研究

本文以《牡丹亭》英汉平行语料库为依托,参照英语原创戏剧文本和《牡丹亭》的意象系统,从统计数据和符号意象翻译策略两方面考察了中国文学走出去之下的译入、译出群体风格特征。研究发现:与译出文本相比,译入文本词汇量更大,变化更加丰富,用词更加正规,单个句子承载的信息含量更大;在符号意象的处理上,译入文本更加尊重文本,多使用“存象存意”的翻译策略,而译出文本常常抛弃原文的具象,具有简化的趋势。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意向读者和翻译理念的不同。

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腔调”——林语堂“译出”策略的哲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林语堂汉英翻译过程中"异化"策略从形式、理据到意义的多维考察,全面探讨了林语堂哲学翻译中的翻译哲学,即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腔调"。"异化"翻译策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语言文化从表层结构、思维习惯到文化心理等诸多特质,"忠实"地传播了原文的"差异性"特征,从而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一个中国文化元素,同时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语言因子。

英汉数字口译错误分析及译出策略选择

英汉口译中产生译出错误的因素很多,针对具体的口译场景,译员应适时采用高效的译出策略来保证高质量的译出,本文提出了以下三个译出策略:总体性策略、偏向性策略和模糊性策略。

审时度势,改制中华丽转身——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龑专访

相对于规模较大、竞争优势较强、自身产业链较为完整的地方出版社和出版集团,我社采取的是,内容上专业化,出版形式上和运营机制上多元化发展战略。

从文化“译出”角度看东北少数民族的典籍英译

通过总结东北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从研究现状、翻译团队构建、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合作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促进东北民族典籍英译事业的壮大和发展,进而为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交流尽一份力量。

译出翻译过程中的策略能力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IRs、问卷调查和译文分析相结合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对译出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能力作了深入分析。本研究发现:1)译出翻译过程中需要运用的策略能力包括存储与提取策略、去桎化策略、文本语境化策略以及可接受性迁移策略四类策略能力;2)这些策略能力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存在层级性的,译者所运用的策略层级越高,其译文质量越高;3)不同组别在翻译策略使用上是存在差异的,而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译者是否注意到汉英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能否从句法、语用、篇章等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信息的转换。

关注市场营销 让专业出版回暖——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专访

众所周知,经营好一家出版社必须同时考虑两个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而实现这两个效益的关键在于怎样把握市场、怎样做好经营。一家出版社,如果经营上有问题,即使有再好的产品也不可能很好地推向市场。

主动译出——中国影视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影视输入和输出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影视作为文化传播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影视对树立民族形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主动译出可让中国人把握主动权,将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影视资源大量输出到国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和时代风貌,这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必须重视,从政策和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

中央编译出版社力推“心性作品”《山居性纪》

10月22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主办的高端心性讲座《放下自我解脱烦恼》成功举办，这标志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新书《山居性纪》面向新华书店系统推广的大幕正式启动。

中国智慧传播的“中国腔调”——林语堂“译出”策略的哲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林语堂汉英翻译过程中“异化”策略从形式、理据到意义的多维考察，全面探讨了林语堂汉英翻译中的翻译哲学，即中国智慧传播中的“中国腔调”。“并化”翻译策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语言文化从表层结构、思维习惯到文化心理等诸多特质，“忠实”地传播了原文的“差异性”特征，从而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一个中国文化元素，同时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语言因子。

《红楼梦》亲属语译出中文化内涵的缺失

《红楼梦》中人物繁多,称谓复杂,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对称谓语的影响。本文以杨宪益夫妇所译之《红楼梦》为例,通过其亲属称谓词的翻译比较,来看其译出过程中造成的文化内涵的缺失,并试着探讨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弥合策略。

《离骚》的译入与译出:情感元素与屈原形象再造

《离骚》蕴含屈原强烈而复杂的情感,为了探索它们在翻译中的再现情况,文章基于六个英译本构建语料库,借助USAS语义标注系统,对比译入与译出译本在情感元素再现方面的差异,分析屈原形象在不同翻译方向的再造情况。研究发现:(1)译入的情感多样性超过了译出,(2)译入的情感总量不及译出,但二者的差距随着翻译年代的推近越来越小,(3)随着翻译年代的推近,译入的积极情感越来越多,同时译出的消极情感越来越少。由于情感元素的差异,译入与译出译本塑造的屈原形象也不尽相同。译入的屈原形象更具复杂性、多面性和模糊性,感染力相对不足;译出的屈原形象清晰分明,感染力更强。历时地看,译入和译出的屈原形象都更加积极和正面。研究结果表明,翻译方向确实能够影响文学作品的情感传递,进而影响文学形象的再造,最后波及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

译出语的语言差异与翻译

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译语中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在意义和功能上尽量做到忠实于原语。本文阐述了译出语内部个人习语、方言、语域、文体和语气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在语义上和文体上进行对等的翻译,以期提高译文质量。

译入还是译出?——这不是个问题

译入还是译出?这曾经是一个问题。按照国际惯例,译者应当只译入,不译出。之前,中国译者秉持一个约定俗称的观念:译者应当译入,而不是译出。这样的观念便于接收外部文化,却制约自我文化的推介,束缚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家鼓励"对外"翻译,向世界介绍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开始投入到"对外"翻译活动中。是"译入"还是"译出"?这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只要译者具备基本的道德及语言素质,就可以从事"译入"以及"译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