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译场中的翻译理论探索

我国佛经翻译理论随着译场的建立而产生,随着译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东晋道安从宏观上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观点,主张译文要保留原文的风格面貌。隋彦琮对译场工作人员提出了"十条八备"的标准。唐玄奘和道安一样,也主张保存原文的风格面貌,但他进一步从微观上提出了具体的"五不翻"原则。北宋赞宁提出的"新意六例"是对东汉以来佛经翻译的实践经验和翻译理论的总结和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孤立地看待这些不同时期的翻译思想和观点,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继承和不断发展的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理论体系。尽管这些原则和理论主要体现在形而下的"术"的方面,但它们对现代翻译理论的构建和翻译实践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本文通过佛经翻译的译场与翻译程序,分析佛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鸠摩罗什与中国古代译场制度的确立

由特殊的地理因素、族群因素和历史因素所致,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一直处于某种近乎交流中心的地位,这也决定了该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处于相对被动、以接受为主的状态。秦汉时期,由于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间的各种交往频繁,同时南方原来相对独立的地区也相继归入北方政权的正式管辖,各地对于翻译机构或人员的称谓也逐渐统一在北方的概念内,“译”就逐渐成了语言翻译的固定名词。在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有关翻译的大量记载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早期翻译家们的翻译理论及翻译作品,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为确立中国古代译场制度、规范翻译行为奠定了基础。

论赞助人对佛经译场的影响——以玄奘译场为例

我国佛经翻译中出现的译场制度是政治宗教界合力推进佛经翻译的重要象征,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臻于完善。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译场的发展状况;然后从操纵论中赞助人的视角,以玄奘译场为例,分析其形成并得到高度发展的原因,进而总结出赞助人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

玄奘译场考及其对农学典籍英译的启示

通过《大正藏》与王文颜著作中有关玄奘译场的记载,考证了玄奘译场的职位设置和译场布局。除了作为译主的玄奘,还有笔受、证义、缀文(证文、质文、饰文)、证梵语梵文(证梵语)、字学(正字)、执笔、文官监阅(润色、监译),以及"守卫"数名。玄奘译场各职位责任明确,译者(译经僧)来自全国各地,各具专业优势。农学典籍英译可以仿效玄奘译场,设立译主、证义、缀文、小学类等职位。

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我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译场,既是翻译佛教经典之处,也是我国古代佛经典籍集体合作的翻译组织,其发展经历了发端、成熟和严密三个时期。译场的功能不断充实和完善,其管理也越来越规范。译场的设立提高了佛教经典的翻译质量,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译经的计划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促进了译经事业的发展。无论是译场本身的组织结构和翻译程序,还是译场所开创的集体合作的翻译形式,都对后世的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佛经译场制度对当代科技翻译活动的影响

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译出了人类罕见的文明,也为后来各领域翻译提供了指导。佛经翻译中出现的译场制度,组织严谨,分工细致。近年来,随着科技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工作者正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基于佛经翻译和科技翻译的特殊关联,首先回顾了我国译场制度的发展状况;然后重点评述其对当代科技翻译的影响,从组织形式,合作原则和人才培养三方面展开;最后作出总结,指出译场制度在当代科技翻译中仍留有烙印,对日后的科技翻译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佛经译场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探析

译场在佛经汉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其独特的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以丰厚的译学成果证明了翻译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种立体化合作方式规范严谨,分工细致,对于现代翻译市场的规范化和大型翻译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中国佛教译场职分与翻经流程——以《楞严》经题为中心

《楞严》经题涉及的译主、笔受、译语、证译(兼及证义)等职分,颇能折射译场全貌。本文逐条考释:疏解'译(主)'与'证义',显示佛教译场义理为先的翻译理念;考释'笔受'(附执笔、缀文、润文、次文)和'译语',分疏出两种笔受、两种译语,进而考证出古昔两种译经模式及相应流程,或者说唐代译场与宋代译场翻经程序的差异。考索'证译'一职(附证译语、证梵语、证梵本、证梵文、证梵义、证文、正字),则可见玄奘译场到义净译场,翻译制度犹在完善。由此管窥中国佛教翻译历史轨迹。

译场式毛泽东著作英译研究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新时代深化其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译场式毛泽东著作英译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在有效确保原文思想传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等问题。许渊冲、辜正坤、李正栓等译者也曾尝试开展非译场式毛泽东诗词英译,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于这类英译,我们要加强质量把关,以防有损原文的思想内容和美学价值。

论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与译场

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是极其重要的佛经翻译者。他早期先后学习了说一切有部佛教、大乘中观派佛教;此外,学习了梵语文学。401—413年,其译著达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他是后秦时期长安译场的译主,大多是传译者身份。他在长安译场翻译的佛经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大乘中观系的经论,以大乘禅学为主的各种佛教禅法,大小乘佛教律典。在佛经翻译行为中,翻译不同类别的佛经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方法。

从互文性看古代译场的合理性及其启示

本文从互文性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我国古代译场的合理性及其启示意义。古代译场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所译经文质量颇高。我国当前的汉语典籍英译可以借鉴古代译场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成立专门从事典籍英译的机构,以提高翻译质量,促进华夏文明在世界的传播。

《西夏译场图》人物分工考

关于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多为文字记载,唯有《西夏译场图》作了形象的描绘。本文主要依据《宋会要辑稿》《佛祖统纪》中关于宋代译场的记载,首次对《西夏译场图》中的人物分工作了考察,据此我们可以了解9位西夏高僧各自在佛学上的过人之处。这对西夏僧人身份的考证不无裨益,也有利于对古代佛经译场方面的研究。文章最后对《西夏译场图》的版画艺术特征略加探讨。

我国古代佛教译场的发展沿革及其对当今翻译的启示

本文主要阐述我国古代佛教译场的发展沿革,探讨佛教译场对当今译者素质培养、翻译程序、合作翻译等方面的启示,并提出我们要重视译场制度的研究,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从而提高翻译质量,促进我国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

论佛经翻译的译场

译场译经是我国近千年佛经翻译的主要形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译场译经使佛教经典得以保存,增进了信众对佛经义理的理解,涌现并培养出了大批翻译人才,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佛典译场建制中期转向的引领者——唐初波颇译场

汉译佛典译场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中传法僧为了在汉地传播佛法,与汉地僧人、居士一同组建的翻译团队。在千年翻译史中,随着翻译经验的累积与历史环境等的改变,译场也经历了从分工粗略化的大众译场到分工细致化的专家译场的转变,本文着重讨论代表这一转变的“波颇译场”。波颇译场出现了新的分工“证义”与“证译”,尤其“证义”是译场类型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因此,波颇译场在译场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其对玄奘译场等后世译场的建制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与译场

本文所说的译场指的是中国古时佛教翻译经籍的组织。佛典翻译工作大约从东汉明帝刘庄时开始,到北宋仁宗赵礼禛时停止,即从公元58年至公元1063年,共计一千零五年,是中国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从事佛典翻译工作的人很多,译出的佛典非常浩繁。译人们在长期译经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翻译质量逐步提高,翻译体制渐渐完善。

中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翻译的影响

译场是翻译佛教经典的场所,也是我国古代佛经经典典籍集体合作翻译的组织机构。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译场发展演变的论述,探讨古代译场随着历史变迁功能和管理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完善,评述其科学性。并且通过论述古代译场的组织结构和翻译程序以及集体合作的翻译形式,探讨了古代译场对后世的翻译事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风峪石经”初探──兼谈武则天时期佛典翻译中的译场组织

『风峪石经』初探──兼谈武则天时期佛典翻译中的译场组织王鸿宾，胡春英引言唐代佛教是在隋代大兴佛法的基础上，经过与道教势力的激烈消长，进入持续发展的鼎盛时期，而武则天时期又是唐代佛教发展的高峰。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佛典翻译及其保存、流通方面达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