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也译作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托马斯当东、司当东、斯汤顿、士丹顿等,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重要人物。其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准男爵（Sir George Leonar...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也译作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托马斯当东、司当东、斯汤顿、士丹顿等,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重要人物。其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准男爵（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也被称为老斯当东、大斯当东等,是早期英国著名的外交家和汉学研究学者,曾担任1792年英国首次访华即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清使节团副使,著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an Embassy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等;小斯当东则是此行的见习侍童（page boy）。小斯当东亦是英国第二次访华即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使团的副使。小斯当东一生之中,主要著有《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1805）、《中英商业往来札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1822）、《阿美士德使团记行》（Notes of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1824）及《英中商务考察》2卷本（Observations on our Chinese Commerce,1850）。此外他还从中文直接翻译了《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1810）和《异域录》（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the Tourgouth Tartars,1821）两部英文作品。小斯当东虽称不上著述等身,但他的代表性作品1810年《大清律例》英译本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他本人也因翻译此书而一跃成为西方最富盛名的汉学家。在近代中英交流史上第一代译者之中,他是声望最高的一位,他甚至被视作仅比他年幼一岁的英国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赞助人。小斯当东为《大清律例》英译本所撰写的长篇＂译者序＂共计35页,全面展现了包括小斯当东在内的西方精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法律的认识程度,是典型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类作品,历来为研究中外关系史、法制史学界重视与引用,但迄今为止,尚未见译文出版。鉴于此,本文译者将原文合盘译出,以求教于同仁。原文标题仅为＂Translator＇sPreface＂,故本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原文参见Staunton,George Thomas.Ta Tsing Leu Lee;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and a Selection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London：T.Cadell and W.Davis,1810.PP.i-xxxv.原文自始至终没有二级标题和标号,故本译文内标号也系译者所加。除此之外,本译文再未做任何增删。展开更多
我第一次听到营销4.0的概念是2013年在东京,当时菲利普·科特勒受到日本皇室的邀请,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三天,为日本工商业的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展开关于市场营销战略的讨论。这场命名为'科特勒世界营销峰会(Kotle...我第一次听到营销4.0的概念是2013年在东京,当时菲利普·科特勒受到日本皇室的邀请,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三天,为日本工商业的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展开关于市场营销战略的讨论。这场命名为'科特勒世界营销峰会(Kotler world Marketing summit)'的讨论,第一届从孟加拉国开始,到马来西亚,然后到日本,全是政府首脑鼎力支持,尤其在日本工商界取得了巨大的反响。展开更多
“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1]40多年前,麦克莱兰(Charles E.McClelland)以一种兼具历史和未来的纵深感提出大学的韧性,前瞻性地预示了今日韧性社会(the resilent socie...“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1]40多年前,麦克莱兰(Charles E.McClelland)以一种兼具历史和未来的纵深感提出大学的韧性,前瞻性地预示了今日韧性社会(the resilent society)的时尚潮流,致广大而尽精微,闳中肆外地阐发了大学的质性及其与外部的关系。麦克莱兰的卓识和慧觉来自他对于德国大学历史的研究,其《德国国家、社会与大学:1700—1914》(State,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1700—1914)详尽描述了德国大学体系,细致勾画出18世纪以来德国大学改革的具体进程,深刻地揭示了德国政治、社会与大学的复杂关系。展开更多
文摘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也译作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托马斯当东、司当东、斯汤顿、士丹顿等,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重要人物。其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准男爵（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也被称为老斯当东、大斯当东等,是早期英国著名的外交家和汉学研究学者,曾担任1792年英国首次访华即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清使节团副使,著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an Embassy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等;小斯当东则是此行的见习侍童（page boy）。小斯当东亦是英国第二次访华即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使团的副使。小斯当东一生之中,主要著有《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1805）、《中英商业往来札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1822）、《阿美士德使团记行》（Notes of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1824）及《英中商务考察》2卷本（Observations on our Chinese Commerce,1850）。此外他还从中文直接翻译了《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1810）和《异域录》（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the Tourgouth Tartars,1821）两部英文作品。小斯当东虽称不上著述等身,但他的代表性作品1810年《大清律例》英译本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他本人也因翻译此书而一跃成为西方最富盛名的汉学家。在近代中英交流史上第一代译者之中,他是声望最高的一位,他甚至被视作仅比他年幼一岁的英国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赞助人。小斯当东为《大清律例》英译本所撰写的长篇＂译者序＂共计35页,全面展现了包括小斯当东在内的西方精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法律的认识程度,是典型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类作品,历来为研究中外关系史、法制史学界重视与引用,但迄今为止,尚未见译文出版。鉴于此,本文译者将原文合盘译出,以求教于同仁。原文标题仅为＂Translator＇sPreface＂,故本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原文参见Staunton,George Thomas.Ta Tsing Leu Lee;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and a Selection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London：T.Cadell and W.Davis,1810.PP.i-xxxv.原文自始至终没有二级标题和标号,故本译文内标号也系译者所加。除此之外,本译文再未做任何增删。
文摘我第一次听到营销4.0的概念是2013年在东京,当时菲利普·科特勒受到日本皇室的邀请,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三天,为日本工商业的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展开关于市场营销战略的讨论。这场命名为'科特勒世界营销峰会(Kotler world Marketing summit)'的讨论,第一届从孟加拉国开始,到马来西亚,然后到日本,全是政府首脑鼎力支持,尤其在日本工商界取得了巨大的反响。
文摘“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1]40多年前,麦克莱兰(Charles E.McClelland)以一种兼具历史和未来的纵深感提出大学的韧性,前瞻性地预示了今日韧性社会(the resilent society)的时尚潮流,致广大而尽精微,闳中肆外地阐发了大学的质性及其与外部的关系。麦克莱兰的卓识和慧觉来自他对于德国大学历史的研究,其《德国国家、社会与大学:1700—1914》(State,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1700—1914)详尽描述了德国大学体系,细致勾画出18世纪以来德国大学改革的具体进程,深刻地揭示了德国政治、社会与大学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