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角色与文内因素分析——张培基英译《笑》赏析

文章以Nord的文本理论分析模式为依据,从美学角度分析张培基译作《笑》,通过对"译者的角色"和"源文文本分析"中"文内因素"的分析,管窥张培基的翻译风格以及译文中成功传递意境的方法。

论委婉语翻译中译者的角色——以杨宪益英译《红楼梦》为例

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在人际关系中时常充当着"润滑油"的角色。异化翻译在形式上使译者的角色彰显出来,而归化翻译尽管在形式上出现了"译者的隐身",但就译文内容和翻译过程而言,译者的角色却都得到了彰显。

文化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文化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本文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通过分析文化翻译的现状以及文化翻译的实质,提出文化翻译中译者应忠实地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读者。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译者的“不可见性”:文学翻译中的角色与影响

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不可见性”理论,探讨了译者的角色和影响力如何被这种“不可见性”观念所淡化,以及译者的主观性和对原文解读的影响如何受此现象的制约。“译者的不可见性”对文学翻译影响深远,包括其对文学作品接受度、解读、创新性和多样性等。提高译者“可见性”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面临多种挑战。译者的“可见性”对于丰富和深化文学翻译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育也有深远影响。通过提高译者的“可见性”,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尊重译者的专业性,从而更好地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

一部以译者为主线的英国儿童文学翻译通史——《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角色:隐身的讲故事人》述评

儿童文学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兴盛的学术领地，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与此同时翻译研究也进行了诸如文化、伦理、认知、后殖民、社会学等转向，一时蔚为大观。不过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则由于其身份的双重边缘性，研究尚显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局面有了较大改观，如2003年国际译界著名刊物Meta出了一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专刊。而GillianLathey教授由劳特里奇出版社于2010出版的专著《译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角色：隐身的讲故事人》（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Invisible Storytellers），无疑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书作者Lathey现为英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两年一度的儿童文学翻译大奖MarshAward的评委。本书是一部从公元8世纪一直谈到到现当代的英国儿童文学翻译通史，基本按时间顺序叙述翻译史实，叙述的重点放在19和20世纪。全书共12章，1～7章为第一部分，8～12章为第二部分。

传播媒介中译者形象的凸显及其社会化角色

翻译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行业，在远古时代已经出现，语言不同的部族之间的接触离不开通晓两者语言的“中间人”的帮助，这是翻译最原始的模式。但是，译者的角色长期以来被贬为附庸的、被动的工具式存在，地位卑微。译者形象客观存在，却一直未被重视并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到了20世纪末，伴随着翻译理论的成熟，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翻译工作者的培训趋于专业化，翻译工作的多元化特征开始彰显，翻译研究正逐步走向客观、科学、系统化研究的方向，译者的形象开始成为译论研究的中心之一。

“译者的隐身”到“译者的彰显”——从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翻译看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

试图通过对海明威《雨中的猫》的原文和曹庸先生的译文的对比,从翻译的特殊视角,运用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探讨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翻译中译者的角色,指出曹庸先生在翻译海明威《雨中的猫》的过程中选择了异化的策略,从而在形式上使译者的角色得到了彰显。笔者尝试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曹庸先生的译文中某些异化译法予以归化翻译,继而提出归化的译法虽然在形式上是“译者的隐身”,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和译文的内容上却使译者的角色得到了彰显。

论译者作为文化调解者

翻译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对译者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的必要性。全球化时代的翻译活动是不同文化间冲突和对话的过程,而译者是作为文化的调解者出现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对话中。译者作为文化调解者必须用相应的文化道德来约束自己,包括选取文本的道德和调解文化冲突的道德。把译者视为文化调解者,有助于提高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使译者不再隐身,充分发挥主体性,在客观上既有助于传播丰富多彩的源语文化,也有助于保留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显形”——以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为例

以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为例,论述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通过分析发现,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译者自我表达的精神需要,也是译者权衡个人能力和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里的各个要素后做出的选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仔细考量影响翻译的各个要素后做出的决定。这充分表明了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主导者,验证了生态翻译学关于译者主导者角色的定位的可行性,对译者主导者角色的确立具有很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显山露水”还是“不动声色”——论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理论”和“译者的隐身”之间的关系

在简要阐述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所提出的"译者的隐身"及其主张的"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质疑:首先,"抵抗式"翻译能否改变译者隐身的事实;其次,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最后,"抵抗式"翻译能否作为反抗文化霸权主义的有力武器。最后得出结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不动声色地留下操控的痕迹而无需刻意凸显。

尊重科学应属于媒体核心价值观——以食品安全报道为例

记者要写好科技新闻，需要扮演好转译者的角色，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在研究者的科学表达与外行公众的短暂注意力之间架起桥梁，消除隔阂。

萨义德主译单德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针对单德兴在多年翻译实践中总结提炼形成的"双重脉络化"翻译理念做了较为详实的分析,指出单德兴翻译的《知识分子论》和《格理弗游记》两本经典著作之所以倍受国际瞩目,在于其对"双重脉络化"翻译理念的成功实践。翻译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转译或传统的"信、达、雅"而已,作者及译者所处的文化、时空背景均应考虑在内。唯其如此,"脉络"才能彰显,翻译才能跨越族群、文字和文化的藩篱,中文作品才有更多机会登上国际舞台。文章还重新审视了翻译的实质、翻译的功能、译者的角色和义务等基本问题,并阐明了"双重脉络化"翻译理念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若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