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皖籍文学译者群研究

清末民初皖籍翻译人才辈出,吴汝伦、胡怀琛的翻译理论,对近现代文学翻译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后以陈独秀、胡适《新青年》为理论引导的皖籍译者群、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未名社"皖籍译者群译介了大量苏俄、欧洲、日本的文学巨著及理论专著,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0—1940年代皖籍译者群新生力量涌现,优秀译作层出不穷,用翻译作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致力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同时期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也大放异彩。抗战爆发以后,皖籍译者笔下涌现了大量与二战相关的文学作品。民国皖籍译者的活跃,与安徽传统地域文化有关,与大批皖籍留学生出现有关,受新文化运动中皖人陈独秀、胡适的领袖作用推动,并受到"桐城文风"的影响。

特定历史语境下外籍译者群译者主体性研究

语境根植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记录人类文化的历史。特定时期的译作应放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下进行品鉴。此外,由于译者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自觉的创造意识和人格意识。文章重点讨论特定历史语境下外籍译者群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最后提出对待外籍译者群及其作品的正确态度。

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译者群体”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将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译者群"视作一个整体,通过考察和描述其形成背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产品,对其总的行为方式进行批评。研究结果表明,"诗人译者"行为方式下的译文虽并未达到"求真度"和"务实度"之间的理想平衡,但它依然具有其自身存在的行为合理度。此外,文章还为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提供了相应的启示。

苏籍家族性译者群的译者行为评析——以杨宪益和杨苡为例

翻译研究史上，关于苏籍译者群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从家族入手去做苏籍家族性译者群特征研究的更是从未有过。本文中笔者选取该家族眭译者群体中的兄妹翻译家——杨宪益和杨苡的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其译本从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等角度对其译者行为进行分析，并分析该特征与家族影响之问的关系，是对苏籍翻译家群体中的家族性特征的细化研究，也是对苏籍译者群研究更深层次的拓展。

从操纵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看“文革”语境中的外籍译者群

从操纵理论来考察"文革"时期的外籍译者群体,发现外籍译者的译者主体性主要通过三个特征,即"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体现在译作当中。外籍译者主体性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操纵,正是"受动性"的体现;又由于自身特殊身份,在译本中也体现出"反操纵",就是"能动性"和"为我性"在译作中的体现。通过梳理外籍译者和操纵理论之间"操纵"与"反操纵"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要用客观的、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去正确对待外籍译者群及其译作。

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性--以苏籍译者群及其吴语运用为个案

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地缘性的研究在以往比较鲜见。本文主要以苏籍译者群为研究对象,对其方言在译文中的运用展开地缘关系分析,并具体通过对杨必译《名利场》个案的研究,发现译者在译文中引用吴语多是求原文之真、务读者需求之实之举。本文属于区域语言地理和译者行为研究的一部分。

苏籍译者群里的家族译者

翻译研究史上,关于苏籍译者群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从家族入手去做苏籍译者群研究的更是从未有过。本文基于周领顺既有的关于苏籍译者群的研究,结合其最新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分析、归纳等为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对苏籍翻译家群体中的家族性特征进行研究,也是对苏籍译者群研究更深层次的拓展。

以白英个案为例解析编辑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编辑作为委托人通常要参与一部翻译作品从最初酝酿到最终出版的全过程。在《白马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从译书目的的确定到译书内容的选择,从翻译标准的制定到译文的修改定稿,处处受到编辑白英的支配与影响。事实上,编辑白英在《白马集》的成书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伯特·白英西南联大翻译活动初考

西南联大译家群贤之中,罗伯特·白英称得上是最具影响力与聚合力的一位。一大批联大译家以白英为核心齐聚一堂,成就了光耀中西的翻译盛景。然岁月流逝、历史疏忽,白英西南联大期间的翻译成果一直隐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全貌难窥、少人关注。该文在整理、阅读西南联大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勾勒白英西南联大翻译活动概貌并论述其翻译成果的重大贡献与深远影响,以期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关系——以杨必译《名利场》中吴语运用为例

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地缘关系的研究在以往比较鲜见。本文主要以苏籍译者群为研究对象,对其方言在译文中的运用展开地缘关系分析,并具体通过对杨必译《名利场》个案的研究,得出译者在译文中引用吴语是求原文之真、务读者需求之实之举。本文属于区域语言地理和译者行为研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