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结核病关爱行动试点项目基线调查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结核病关爱行动试点项目”首批40个试点县(区)实施前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基本情况,为后续实施效果的评估及相关措施的推广提供基线数据。方法:2023年4—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控制中心向首批实施试点项目的15个省的40个试点县(区)结核病防治机构发放统一的半结构化电子版调查问卷,了解并分析项目开始前一年(即2022年)试点县(区)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结核病患者人文关怀和重点人群筛查等措施的开展情况。结果:40个试点县(区)定点医疗机构以综合医院为主[23家(57.50%)],其次是专科医院[8家(20.00%]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6家(15.00%)]。共有结核病防治人员1017名,每家配备专业人员范围[中位数(四分位数)]为3~64名[19.5(12.5,34.0)名],以门诊和住院医生、护理人员为主[分别为326名(32.05%)和225名(22.12%)],其次为影像科医生和实验室人员[分别为187名(18.39%)和134名(13.18%)]。共报告结核病患者10123例,包括9980例(98.59%)肺结核[包括病原学阳性患者6326例(63.39%)]和143例(1.41%)肺外结核,病原学阴性肺结核的诊断总符合率为85.69%(629/734),但对气管支气管结核的诊断符合率仅有17.86%(5/28)。40个试点县(区)均开展了抗酸杆菌涂片显微镜检查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PPD试验),开展分枝杆菌分离培养、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和抗结核药物耐药筛查的县(区)分别有39个(97.50%)、37个(92.50%)和32个(80.00%),但开展重组结核分枝杆菌融合蛋白和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仅分别有16个(40.00%)和19个(47.50%);开展X线摄影检查、CT检查、人工智能诊断阅片和远程会诊等技术的分别有39个(97.50%)、31个(77.50%)、14个(35.00%)和23个(57.50%)。17个(42.50%)县(区)应用了信息化手段管理患者,15个(37.50%)县(区)提供了交通或营养补助,但开展营养评估和支持治疗、心理支持的均不足30%;36个(90.00%)县(区)将结核病纳入门诊特殊病种,分别有26个(65.00%)县(区)将耐药结核病纳入大病保障和分子生物学检测纳入报销范围。HIV感染者/AIDS患者和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的胸部影像学总体筛查率均较高[分别为96.06%(17105/17807)和92.81%(46884/50515)],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的总体筛查率均较低[分别为13.48%(377436/2800877)和12.27%(93808/764416)]。新生入学结核病筛查开展率不高[60.00%(24/40)~80.00%(32/40)],托养机构和福利机构开展率偏低[分别为20.69%(6/29)和25.00%(8/32)]。结论:各试点县(区)试点前均已具备结核病诊断所需的基本硬件条件,但尚需在病原学阴性肺结核规范诊断、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应用、患者人文关怀措施和医疗保障政策的落实,以及重点人群的筛查方面进一步提升。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解决新能源行业技术创新资金瓶颈问题。选取2012—2021年A股上市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7年作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2)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可以缓解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3)在企业异质性分析方面,国有产权性质、社会责任意识较好、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绿色金融水平地区的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受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新能源企业制定技术创新策略和融资策略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水土保持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及试点设想

水土保持碳汇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两山”转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践行“双碳”目标的重要内容。在界定水土保持碳汇生态产品内涵基础上,论述了基于“主体—要素—运行”多层次框架,构建“多主体协同—多要素投入—全周期运行”的水土保持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并以福建省龙岩市为试点示范区,系统梳理其试点基础及必要性,并提出相关的试点策略,以期为龙岩市及类似地区实践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试点:一种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机制

试点是根植于中国的公共政策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之一。试点显著区别于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策过程,它越过了大量有关议程设置与方案选择的政策讨论。政府通过试点在正式实施一项政策之前授意少部分地方先行实践,检验模糊政策目标的适切性或探索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路径。试点降低了政策争论导致悬而未决的可能,减少了直接推行一项政策的调适成本和潜在风险,是中国公共政策适应性的重要来源。试点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当代中国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较好地支撑了试点在总体上的有效性。面向建构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目标,有关试点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试点概念,揭示试点背后的多重逻辑,抽象开展试点的原则。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低碳试点城市工业碳排放脱钩状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工业碳排放测算,采用Tapio脱钩模型及LMDI模型对我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2013—2020年的工业脱钩现状及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厦门、杭州、重庆、贵阳在2013—2020年已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工业碳减排及与工业经济发展间的绝对脱钩状态,南昌虽较2013年工业碳排放量有所增加,但当前已实现工业上的弱脱钩状态,天津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工业碳减排,但尚未实现脱钩,处在增长连接状态,深圳和保定则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能源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主要促进各地碳减排,产出规模效应则表现为主导性的工业碳排放促进因素。各地需加快工业产业优化,加大技术研发,提高工业产业劳动生产率,落实强化工业碳减排对工业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加剧还是抑制

为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中国逐步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该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何,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该研究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利用2006—2021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Dagum基尼系数,并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抑制收入不平等现象。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起,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下降了0.9%。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抑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效果,通过环境治理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来实现。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初始收入分配禀赋、劳动力资源配置、碳强度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初始收入分配禀赋低的试点地区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试点地区有着更好的效果;对碳强度高的试点地区没有明显效果。④进一步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提高试点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起,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平均提升了0.5%。基于研究结果,总结提出:持续推进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深化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完善地区环境治理投入机制,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梳理收入失衡地区分配结构,引导资源错配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关注碳强度高地区的就业问题。

科技金融驱动地区创新——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自然实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快营造有利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良好环境。本文以2004-2019年城市为样本,检验“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地区的创新水平。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加强了试点地区金融载体和创新载体两类载体的建设,进而提升了地区创新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初始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地方改革试点的实践样态与行动逻辑--基于“激励-问责”协同性框架的多案例分析

改革试点是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机制。中国的改革试点不仅是一种纵向的分级制政策实验,在横向上地方改革试点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改革试点对应的是宽泛的政策指导与政策的灵活性,政策执行的条件将直接影响地方改革效能。在地方改革试点中,激励结构与问责力度是影响政策执行的两个关键要素。基于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问责强度和资源禀赋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使动条件,地方主政者的行动态度、行动空间和行动能力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能动条件,两者协同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争先创新、稳妥有序、应付避责与象征执行的行动策略。因此,在地方改革试点中,要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对均衡的制度结构,激发地方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提升地方治理效能。

碳交易试点覆盖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

本文选择碳交易试点覆盖企业这一先期实践样本,构建基于碳减排管理定位、碳减排工作实施、碳减排业绩计量和碳排放交易情况等4个维度15项指标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框架,研究发现:(1)强制性与自愿性结合的信息披露方式较为普遍,ESG报告逐渐成为独立碳信息披露的重要渠道;碳信息常规内容披露较佳,但是碳交易等量化性内容披露程度有限;披露时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碳信息披露鉴证主体选择相较权威,总体鉴证数量稳定增长,但是独立报告碳信息披露鉴证数量相对较少。(2)碳信息披露质量层次评价结果不够理想,试点企业碳信息披露显著性趋于改良,但是存在前瞻性不足、量化性欠佳等问题。(3)碳减排工作实施维度信息披露表现较好,碳减排管理定位、业绩计量和碳排放交易等维度信息披露总体表现不佳;碳信息披露常规指标表现较好,碳交易等核心指标披露缺乏透明性与可比性,尚未达到碳交易先期试点对象的预期示范效应。

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广州市自2017年试点运行长期护理保险以来,在参保人群范畴、筹资与待遇、失能认定与护理服务等级划分、护理服务项目、服务定点机构以及监督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长护险制度逐步优化、服务主体产业化、社区居家模式逐步成熟、服务及管理水平提升等成效。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尚存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与长护险定点机构区域发展失衡、部分定点机构服务监管质量欠佳、服务实践覆盖面有待提升等问题。结合国家保险制度政策及信息化发展,提出了优化提升长护险服务主体空间布局、扩大长护险服务保障项目范围、灵活长护险给付制度、监管制度闭环体系和智慧化运行体系等建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两批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比较——基于政策工具-福利要素的二维框架

构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工具-福利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对两批共28个国家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维度呈现出使用频次差异大且内部结构不均衡的特点;福利要素维度呈现出要素完整且内部结构较为均衡的特点;各政策工具与福利要素耦合度有待提高;两批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差异较小,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对此,提出合理调整三大类政策工具,优化次级政策工具结构;科学配置政策福利要素,完善要素内容;增强政策工具和福利要素耦合度,整合资源协调发展的优化建议。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对2010—2020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行业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匹配分析,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时这一政策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那些面临着较大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此外,文章还通过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为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融合提供了实证依据,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乡融合政策试点创新中的路径依赖及其优化研究--以J区试点为例

政策试点在创新突破中又面临着路径依赖的风险,需要对路径依赖进行突破。本文运用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揭阳市J区政策试点情况进行调研,并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构建形成路径依赖自增强的分析框架。发现J区在政策试点创新过程中落入思维局限、资源依赖、评价体系守成的“路径依赖”陷阱中。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创新失误的包容性缺失、科层制下的协同不足和政策创新动力要素与约束要素的博奔共同作用是重要根源。为了破解政策试点创新中的路径依赖,应在意识层面摆脱主观依赖,在执行过程中建立容错机制,在参与主体上强化多元协同效应,在评价导向上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其中的关键技术路径。基于2006—2020年的城市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低碳试点城市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且对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研究建议持续扩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推行范围,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绿色转型。

思茅区国有林场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模式及技术措施探讨

通过对普洱市思茅区国有林场资源状况分析,重点剖析森林经营制约的因素,并针对制约因素提出思茅区国有林场森林经营试点模式及技术措施,对普洱市森林经营提供可借鉴的经营模式和技术措施,具有示范推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