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学的“诗本体论”——中国古代诗学札记之四

关于诗的本体问题,也就是诗歌作品到底表现什么的问题,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纲领性问题,一代代哲人为之倾注了智慧才力,几乎所有诗论都有涉及,形成了诗本体的探索体系。纵观之,有“言志”说和与之相对立的“缘情”说以及情志协调、生动统一的“情志合一”说,而且几大体系构成一种自然的逻辑进程,显示了诗本体精神的自觉和人的认识的深化。“诗言志”主要是儒家政本主义文学理论纲领,其“志”的丰富内涵往往被人为地蒸干或抽象化掉,于是有“缘情”说的重要纠偏、矫枉过正,构成对立。而在经历了这双重否定之后,才趋于自觉和成熟,发现了它们本身的丰富性及其紧密的互通关系。由对峙走向融合统一,并发掘出新的内容,是古代诗学本体论的展开方式和成熟特征。因此,可以从总体把握,中国古代诗学并不把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模仿当作诗的本体,更不把模仿的技巧技艺当成本体,而是始终当成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形成了与西方诗学迥然不同的特质。

隐喻中沉默的声音——耿占春诗集《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读后记

对耿占春诗集《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中生命意识、原初世界、诗之本体、语言批判的四个主题一一阐释,剖析出:写诗,作为一种创作行为,和理论相比,其主体性更私人化,直接指向的是被压抑着的、沉默着的、痛苦的、难言的甚至无言的内心皱褶里的郁积。进而在此基础上,察明诗人的诗之本性界定:诗是语言的隐喻性复活,诗之思重建语言的隐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