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亡隐志,乐亡隐情”——论情感与先秦礼乐伦理的关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揭示了儒家礼乐伦理思想以“情”的兴发感动为基础的内在性维度,它涉及到诗、礼、乐三者的关系,是身体技术操作与观念技术演练的结合,是感觉综合演练的多层次的展开,即:以天性良知的本源情感为其奠基,包括君子在创造性活动中确认天性良知的“诗亡隐志”和在身体技术演练中实现本源情感的“乐亡隐情”,此以“诗教”和“乐教”为重心;重视礼的约束中的“情时直观”和“感觉综合”,包括诗之诚正和诚信与乐之和同和善美,此以“礼教”为纽带;强调个体化良知之情到社会化功用之利的发展,这也隐含着礼乐的工具化与非情感化倾向。以“情”为本位的“反身而诚”是儒家“礼乐”伦理的贯穿性的线索,它呈现为诚信之义在礼乐之文中的具体展开,又以礼乐之文唤起和庇护人们内在的诚信之质。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探微——兼论对《汉书·艺文志》的影响

《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可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提;而"《春秋》作"又是"诗亡"的延续。进一步而言,"诗亡"意味着"《诗》教"精神之亡,孔子正是为延续此精神而作"《春秋》",其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并对后世著述,尤其对史书的编撰产生深刻影响。《汉书·艺文志》就充分体现了对"《诗》教"精神的继承和对"孔子作《春秋》"价值的认可。

从“诗亡隐志”章看孔门《诗》教的特点

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志”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论者甚多。此章可以说是《孔子诗论》的总纲,原文应释读为:“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统一于“诗亡隐志”。诗是乐文一体的,情感表达主要靠乐曲,而意旨表达主要靠文辞。孔子论诗,乐文兼顾,情意并重,可以从诗类评论与诗篇评论两个层面得到验证。“诗亡隐志”章是孔子《诗》学观的最高概括,对理解孔门《诗》教乃至中国古代诗学的“言志”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诗有题而诗亡”考辩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刊稿五十五则写“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此语是有些偏颇绝对的,但仔细思量之下,王氏此言依然有许多值得探究之处。仅仅就“诗有题而诗亡”而论,“诗有题”者,诗自何时“有题”,古人何时开始产生自主制题之意识,诗之有题又何以意味着“诗亡”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思索。本文拟通过对诗题发展史进行考证,探索中国古代推崇“诗无题”论的批评家潜在的审美倾向,以及王国维“诗无题”视角中更深层次的美学内涵。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史学意蕴

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汉以来学者将《诗》与《春秋》当“经”看待。明清之后有“六经皆史”之说。《春秋》是史书,无庸置辩,但《诗》是不是史,仍有不同的看法。近人多用训诂学的方法,或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明诗与史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一问题,并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形式及其演变,从而阐明孟子的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李商隐《春雨》悼亡意旨发覆——兼论李商隐悼亡诗的新变意义

《春雨》为李商隐七律的代表作,其诗义却长久以来众说纷纭。然而,如将该诗重置于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诗歌语境中,并对细节详加考证,其悼亡意旨便得以凸显。李商隐集中包括《春雨》在内的多首诗作通过私典“玉珰缄札”构成了一个意义共生的互文系统,其中暗含着一个悼亡本事。“白袷”一词在诗中具有多义性,既有与男女情爱本事相贴合的内涵,又因其丧礼服制渊源寄寓了诗人的悼亡与自悼之意,首联“白”字的重出问题也从而获得合理的解释。温庭筠《和友人悼亡》一诗无论是从“和韵”与“和意”的层面,还是从诗题的异文来看,都可论证为《春雨》的和诗。《春雨》诗义的隐没所昭示出的李商隐悼亡诗消弭生死的独特手法,是对悼亡诗写作传统的颠覆与突破。该手法源于李商隐以“情”为核心对游仙传统及“人神相恋”模式所进行的移植与改造,体现了尚缘情的晚唐时代风气与后世思潮的前后承接关系,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明清悼夫诗背景下的芳卿悼亡诗解读

明清时期女性悼夫之作已经颇有规模,成为悼亡诗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曹雪芹书箱子”背后的芳卿悼亡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与明清女诗人的悼夫诗相比,芳卿悼亡诗显示出更强的个人叙事特征:(1)特殊的、突发的写作场合,使其“有丧而赋诗”;(2)将“未亡”删去,显示出独特的自我身份认知;(3)对亡者的评价,避“德行”而重“风度”。芳卿悼亡诗的新解读,对我们理解曹雪芹的第二段婚姻有所帮助。

探究悼亡诗跨越千年的教学秘境——以悼亡题材专题作品《邶风·绿衣》《锦瑟》教学为例

在中职语文教学里,古诗词教学一直都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有一类题材,千百年来,尤为真挚,那就是悼亡诗。本文以《诗经》中直白朴素的《邶风·绿衣》开始,再到李商隐晦涩难解的《锦瑟》,通过专题教学,对两首诗歌存在的异同之处,探究作者思想定性和逻辑关系。

古人的浪漫告白:用诗词说情话

在中国文学史上,爱情诗词的创作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诗经·国风》中,就有大量以爱情和婚恋为主题的诗歌。其后,来自民间的乐府民歌和文人爱情诗双线交错发展,共同构成了爱情诗发展的主流。在这些诗词中,对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呈现,既有相识时的一见钟情,又有追求和告白时的刻骨铭心,还有热恋中的你侬我侬及婚嫁之后的相濡以沫。此外,还有悼亡诗的创作,虽然悲恸哀婉,但却是最为深情的浪漫告白。

情深、语淡、意庄严:论潘岳《悼亡诗三首》的诗歌要旨

西晋太康诗风崇尚繁缛,讲求辞采华茂,诗人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却以清丽自然、情真意切的意蕴取胜。潘岳的悼亡诗以简淡的文辞展现深情的寄托,语浅而情深,诗中流露的真切的思想情感、严肃的描写对象和彰显的价值观均是其诗作获得肯定的重要因素。潘岳在诗歌创作中对中国传统诗歌精神和思想内涵有着自觉的内省和继承,自觉遵守了中国诗歌的创作韵旨,其所选主题严肃,符合儒家“尚礼”的精神,暗合了诗歌创作的传统。

韦应物悼亡诗的“淡”和“味”

韦应物是我国古代悼亡诗创作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其悼亡诗通过平淡的语言、清淡的意境展示出了丰富真挚的感情,既包含着对妻子逝世深深的悲痛和怀念,又包含着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将对亡妻的那份率真、至爱之情倾吐于诗中。韦应物的悼亡诗在文学史上是一座里程碑,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悼亡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博简“诗亡隐志”与先秦楚地诗学抒情传统

流传于楚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其“诗亡隐志”说的核心是诗歌语言要发泄、抒发内在情感。“诗亡隐志”的诗学主张,与楚辞中“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发愤以抒情”主张相一致。其中“隐”字的理解,关涉《楚辞·悲回风》“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辞句,“隐”与“微”互训。在儒学南渐过程中,儒家诗学理论著作《孔子诗论》以性情说诗,对于楚辞所建立的抒情传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诗经》中悼亡诗之周礼意蕴发微

《诗经》是在周代礼治社会背景下编纂的,其中贯穿了周礼的思想观念。仅就《诗经》中五篇悼亡诗试做考证剖析,以见一斑。《小雅·蓼莪》《桧风·素冠》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为人子者当尽孝的道理;《秦风·黄鸟》通过痛悼"三良",斥责野蛮的殉葬制,表达了礼治社会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尊重;《唐风·葛生》《邶风·绿衣》一为妻悼夫,一为夫悼妻,皆体现出夫妻恩爱、生死相依的情感,与周代重视婚姻和谐、家庭稳定,以促进社会和谐、政权稳定的礼教思想是一致的。《诗经》较少正面描写礼仪、阐述礼教教义,它是以生动的形象、真挚的情感来打动人的心灵,给人以启示,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礼教思想的影响。

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

英国哈代与中国苏轼以同样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两人的悼亡诗各有千秋。哈代的悼亡诗着重的是思,或幻想、或反思;苏轼的悼亡词着重的是一种感伤的思念。比较哈代的几首"爱玛组诗"与苏轼的《江城子》,可以认识到造成两人悼亡诗差异的文化根源。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中女性形象透视——结合唐代士大夫婚姻观念展开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代表了他诗歌的重要成就,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唐文学转型的标志之一。艳诗中的女子形象与悼亡诗中的妻子形象,是两类相异的女子形象,寄托作者不同的感情,甚至二难选择,体现出元稹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唐代士大夫的婚姻观念。他们在婚姻、爱情与仕宦的漩涡中痛苦挣扎,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只能寄托于诗歌创作中:对妻子永恒与对情人永恒和满足之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完美地保持了平衡。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直面生死见真情--哈代与纳兰性德悼亡诗的诗艺比较

同样经历过丧妻之痛,英国诗人哈代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以真挚纯厚的情感与细腻自然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与哀恸之情,写下了大量的悼亡名篇。由于两位作家生活背景不同,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不同,因而二人的悼亡作在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藉此诗艺比较,可管窥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死亡意识、宗教观念与社会伦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