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诗人与循吏的融合:《张船山判牍》审美价值探析

性灵诗人张船山不仅以卓著的诗书画屹立于“儒林”,同时也是一代“循吏”,清正廉明,敏于听断,素有“神断”之称,有襟霞阁主编的《张船山判牍》留存于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张船山判牍》不仅题材丰富,广泛反映嘉庆时期的社会生活;而且词章华美,事理通达,情理融合,兼具历史上“骈判”与“散判”之优长,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试从审美角度探寻判牍的实用美、质实美、词章美、事理美和人情美。

“狂歌”与“鸣盛”:明初诗人身份转换与台阁书写意识的勃兴

元明易代,诸多元末隐逸文人因被征聘而成为明初文官系统一员,在身份上实现了由“韦布士”向“文学侍从之臣”的转换。缘于社会身份变化而带来的职责改变,让他们一改“狂歌”形象,在诗歌写作内容、风格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做出调整,从而形成了山林诗与台阁体诗的显著分际。永乐以后台阁体诗写作之风的兴盛,与盛世建构背景下对雅颂之音的追求互为表里,鲜明地体现了馆阁文人的“鸣盛”意识。

浪漫、古典与写实——李长之古代诗人批评的美学构造及运作

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古代诗人写下的系列批评论著,离不开美学的深度参与。“写实”与“浪漫”的对立、“古典”与“浪漫”的并立,作为文艺批评背后交错叠加的美学构造,为其文艺批评实践开拓了充足的理论空间。如果说对李白在道教徒和诗人双重身份拉扯下之永恒痛苦的分析,是基于对立构造写就的代表作,那么,对司马迁身上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与诗人气质的阐发,则堪称融合对立与并立构造的新经典。

论百年来男诗人构建的巧怪语体

现代汉诗是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现代汉语艺术,需要通过语体的现代性建设完成文体的现代性建设,完成培养国人现代意识和张扬现代精神的文体功能建设,完成从古代汉语的“诗家语”到现代汉语的“诗性语”的现代性转换。百年来,一些男诗人在新诗的文体创新意识和人的自由精神影响下,追求语体上的巧与怪,较好地完成了这种现代性转换,为现代汉诗语体的现代性建设提供了榜样。“诗体重建”运动中的诗体规范会束缚诗人的创作自由,有必要通过语体的解放来弥补。新时代的现代汉诗及现代中国都需要这种创新意识。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高照等江南诗人为主体

迄今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查到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若编纂《全清诗》,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以江南地区为主,对高照、浦士玮、徐征麟与徐征凤兄弟、张明俊、吕犹龙、成肇孙与王氏夫妇、顾蕙、李勖与李汝钧父子、成兴、屈蟠等诗人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乾嘉时期游幕诗人史善长论

江浙士人史善长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游幕诗人,曾在西北幕游数年。其间,他用诗歌书写边塞的气候、风物、历史遗迹,以及自己所经历的西北回民的暴动。后来,他又入毕沅幕府,耳闻目睹发生于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与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并用诗歌进行书写。史善长的这些书写,忠实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资料,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使其诗歌创作具有诗史意义。而他的诗歌风格随着幕游地的变迁也相应地发生改变,由幕游之前的“豪宕感激”变为幕游之后的“慷慨激昂”。史善长的诗歌书写在清代游幕诗人中具有典型意义。

论晏几道词的“诗人句法”与“清壮顿挫”

晏几道是宋代词史上最重要的令词作家,在继承唐五代和宋初以来令词艺术优长的基础上,注意借助“诗人句法”和新兴的慢词长调的表现手法,抒写深挚饱满的离别相思之情和华屋山丘的身世悲凉之感,形成“清壮顿挫”的豪宕词风,收到了“动摇人心”的强烈艺术效果。晏几道对于令词作法颇具独创性的改造,赋予令词词体更高更强的艺术表现力。

中华诗词:联通异国与侨乡的文化之魂——以旅欧诗人为例

中华诗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诗人通过诗词创作抒发家国情怀。中华诗词是联通异国与侨乡的心灵密钥,其内容无不反映诗人的文化身份,传统诗词创作是他者文化影响下诗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活动。华文报纸通过开辟诗词专栏传播华侨心声,西班牙中国传统诗词空中课堂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灵圣境。通过诗词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反映出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学习支架:给学生理解诗人情感提供支持

中国古代有登高必赋的文化传统。唐代诗人陈子昂被贬后,心情极度苦闷,登上燕昭王为招贤纳士而建的幽州台,思接千载,慷慨悲吟,写下了这首《登幽州台歌》。这首诗意境深邃遒劲,语言刚健质朴,表现了诗人壮志难酬、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惆怅与孤寂,情感沉雄悲壮,荡气回肠。韩世坤老师为学生体验这一阅读过程提供了学习支架,或适当提问,或举例说明,或指导朗读,或提示建议,或提供资料,使学生成为主动的阅读者与积极的分享者。

《全元诗》诗人小传勘正及补充

杨镰主编的《全元诗》诗人小传中,部分诗人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不当或籍贯不详或简介有误。经考证,元代诗人白华为山西忻州河曲县人,宋远为江西吉安新干县人,张公直为山东邹平长山县人,姚楚山为湖北省广济人,并补充诗人周润祖籍贯为浙江临海人,黄异为江西九江都昌县人,小传对李淦的简介与元朝史实有一定出入。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诗人范成大 和中药仙茅的故事

这首《石湖仙·松江烟浦》是宋代词人姜夔为范成大祝寿而作的,歌颂其不朽功业和广阔胸襟,其中还有一个与仙茅有关的小故事。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苏州市)人,官至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他诗风轻巧工致,温润流婉,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中兴诗人”。范成大出生于官宦之家,自幼聪慧,却先天不足,多生疾病。

艺术作品与文学成果及其思想智慧——以巴林地区几位牧民诗人的诗歌作品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巴林右旗几位牧民诗人的诗歌作品为例,从『艺术作品与文学成果』『艺术思维与思想智慧』『文学创作与哲理意识』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巴林地区几位牧民诗人诗歌作品的语言魅力和思想智慧,同时赞美了广大基层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

新诗内外的声音意味——以延安时期的“朗诵诗人”何其芳为中心

在1940年前后的延安朗诵诗运动中,何其芳及其新诗的多重声音意味有助于打破曾有的“何其芳现象”从文学到政治的二元对立观点,因此值得探寻:首先,其以《叫喊》为代表的诸多延安诗作充满声音意象,夹杂了何其芳在“明朗”政治色调之下的痛苦与困惑;其次,诗人在鲁艺晚会上以川话进行诗朗诵的方言策略,也因其曾有的“京派”体验彰显了其思想的多重内涵和复杂震荡;最后,在何其芳抵延前后,其朗诵诗理论构想的悖反,以及《夜歌》初版最终呈现的内部语言结构,都诠释了诗人关于文学理想的隐在姿态。

魏晋诗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家国情怀的书写是中国古典诗歌永恒的主题。魏晋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动荡的时期,魏晋诗歌中的家国情怀书写并未因动荡的时代而止歇,反倒是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显明。魏晋诗人亲历乱离,无论是辗转羁旅下的乡关之思,还是现实喟叹下的立功之志,内在都有着家国情怀的驱动。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