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论六朝至初唐诗体赋的文律特征及文体意义

五七言诗体赋是六朝初唐文坛常见的文学现象,以诗体赋为代表的骈赋与其他骈文、辞赋相比呈现出新的文律特征。以六朝初唐五七言诗体赋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体赋的基本特征,对其中五七言诗的句式和声律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与近体诗律要求相对照,对比诗句和骈文对句的句法差异,考察文人从诗赋两种文体对近体诗声律的探索,从中寻绎出六朝初唐诗赋、骈文融合的文体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及中唐时期随着儒学变迁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明道文章观成为主流,诗体赋呈现律赋与古赋的分化与转型,诗体赋逐渐走向衰落。

杜诗几种特殊诗体体制研究及后世接受之述评

杜甫创制了“同谷七歌体”“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存殁口号体”等特殊诗体。其体制特征如下:“同谷七歌体”,由7首诗组成,每首8句,每句基本为七言,无平仄声调限定,其韵律安排非一韵到底,而是分为前后两节,前节6句押一个韵,后节2句转换韵部,且采用句句押韵的做法;“曲江三章章五句体”,由3首诗组成,每首5句,每句为七言,无平仄声调限定,在韵律安排上打破了传统诗歌偶数句押韵模式,将韵脚放在1、2、3、5句上,打破了人们对诗韵节奏的固有预期;“存殁口号体”,由2首诗组成,皆为声韵严整的七言绝句,每首诗前2句各举一存者一死者,且言其艺术擅长,后2句对其境遇发表感慨。后世诗论家肯定了这些诗体为杜甫首创。后世诗人多有仿制,情况不一:或对某些诗体体制逐渐认识,最终吻合;或守中有变,对某些成分做出变革。

清末民初译诗体式论

清末民初译诗在诗体上呈现六种体式:诗经体,楚辞体,五七言,词曲体,杂言体,白话自由体。影响译诗诗体选择的因素有原诗属性及题材、译者的文学感受及个人偏好、诗意传达的需求等。六种体式总体上表现出由文言向白话,由古典诗体向自由诗体的演进;在此过程中,“五四”新诗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清末民初译诗的诗体递嬗,折射出中国诗歌革故鼎新的步履。总结译诗体式,正是探究该时期译诗诗体演变,进而考察新诗生成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及对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少对抗多和解的诗体演变史。古代汉诗诗体的形成采用了人民创造、官方倡导和名诗人创制三种方式,其进化通常采用的是诗体渐变的文体改良而非诗体突变的文体革命,尽管在各个时代都有主流诗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诗体垄断,诗体总是呈现主流诗体与非主流诗体、时尚诗体和古旧诗体多元模式存在。古代汉诗诗体是新诗三大重要诗体资源之一,对新诗文体的基本形态和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诗对音乐性的高度重视和百年新诗史中始终存在的律化与自由化对抗现象,都与古诗休戚相关。古代汉诗诗体对新诗诗体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有方与通变: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论刘勰诗本体论中的诗文体观

刘勰诗歌在形式本体上，即“怎么写”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的重文体、重语言、重体验、重想象都符合今天我们研究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诗有恒裁”为代表的“体”的形式规范观偏向于传统与保守，“随性适分”代表的“体”的选择进化观偏向于现代与改革。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发现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本文还在诗学的现代视野中探讨了刘勰诗本体论中的形式论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特别是对当前现代汉诗文体建设具有的积极意义。

论新诗成长期的诗体探求

本文立足于诗性语言决定诗歌外在体式的理论见解,考察了成长期新诗白话用语的三种类型:口语化白话、国语化白话和杂凑式白话,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证了以文学研究会诗群为首、采用口语化白话的诗人,坚持自由诗体写作;以新月诗派为首、采用国语化白话的诗人,探求格律诗体写作;以象征诗派为首、采用杂凑式白话的诗人,则在自发地作节奏自由诗体写作。

现代新诗诗体流变论(下)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模式在20年代后期主要以格律诗体为主,但也开始有所变化,呈现出诗体转型的势头。由于社会政治运动及革命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它给诗坛带来的震荡是勿庸置疑的。一方面是戴望舒等少数诗人开始就新诗的诗体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初期象征诗派于大革命失败后迅速消解,与前期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诗人转而投入革命文学的阵营,以早期革命诗歌的先锋姿态进行普罗诗歌创作,从而开拓了中国早期政治抒情诗的诗体形式,并与格律诗派相对立,诗歌史称他们为“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诗体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的具体呈现。人的构形本性产生了文学体裁及诗体类型，中外诗歌都曾经高度重视诗体，出现过以格律诗为代表的“齐言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条的特殊文体，曾经极端追求“诗体大解放”。新诗的诗体问题成为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近年更成为新诗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本刊特约海峡两岸从事新诗诗体研究的诗学教授，共同探讨这个话题。三篇文章均是新诗诗体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于两岸学者的诗歌生态、学术环境甚至研究方法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长期致力于新诗文体及诗体研究的大陆学者王珂更注重宏观研究和理论构建，他的这篇文章是新诗诗体学建设的纲领性文章，首次提出“新诗诗体学”概念，并研究出比较详细的构建策略。台湾学者林于弘长于微观分析，采用统计学方法，探讨台湾新诗在“固定行数”的格律倾向，认为台湾新诗诗人具有一定的“诗体自觉性”，以“固定行数”为写作规范。长期从事图像诗研究的台湾学者丁旭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首次提出了“图像诗体学”概念，认为图像诗学体系与图象技巧的理论架构完全能呼应诗体学的理论高度。新诗诗体研究事业方兴未艾，需要不同地区，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学者“联合攻关”。本刊这次是首次“尝试”，盼望得到更多诗学名家的支持和关注。

论古典诗体形式的形成与变异

古典诗体由近体诗和古风体组成,古风体是近体诗的别样形态。广义的近体诗由新体诗和狭义近体诗两种体式构成;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大体经历了由前古典的散文与诗的混合,到古典时期的近体诗时代,再到宋人以文为诗的三大历程,也经历了线型结构、对仗性结构和涵纳对仗因素的线型结构三种诗体结构方式。

论杜甫“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及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

大约自清中叶始,一些诗话类著作的作者便有意识地认定杜甫的“三吏”“三别”为新乐府。受其影响,现当代的一些杜诗论著与文学史教科书,亦将这组诗作如是观。着眼于唐宋人对新乐府的认识,可知作为“唐世新歌”的新乐府,除应具有“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凡所歌行”等特点外,还可配乐传唱。而“三吏”“三别”既非“凡所歌行”之属,更难以“播于乐章歌曲”,因此,其并非为新乐府,而是一组以“写时事”著称的五言古诗。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体系中的诗体论说

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创作主体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主体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为达到既定的写作目的和效用,必然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与世界各民族文学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一样,在彝族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样式.在彝族古代诗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书面文学体裁类别.这与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发展态势和彝民族自古以来的诗性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诗歌体例成为彝族诗学家们普遍关注、共同探讨的重要论题.在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等诗论著作中,都对彝族诗歌体裁及其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尽的分析,形成了他们各自独到的诗歌体裁论说.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论刘勰诗本体论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观

既强调诗体的规范又强调诗体的进化的诗的进化论 ,是刘勰诗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在诗歌的形式本体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 ,他很重视文体、语言、体验和想象。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 :强调诗歌有体 ,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 ,甚至认为四言为正体 ;又不反对诗体进化 ,主张“随性适分”、“质文代变”。

“诗体大解放”与新诗合法性危机的发生

"诗体大解放"引发的新诗合法性危机贯穿了新诗发展的百年历史,它也使得新诗失去了诗的合法的民族文化身份,开始了"失魂落魄"的百年历程。从"诗体大解放"到"诗体重建"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诗在新的时代面前建构自身"合法性"身份的重要途径。诗人文体意识的缺失和新诗散文化,是新诗合法性危机产生和不断生成的重要渊源。寻找民族文化的诗魂,重建新诗诗体,形成诗与诗体的自觉,达到"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新诗就有可能走出幼稚的文体阶段,从而摆脱合法性危机的阴影和怪圈,走向成熟。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极大地影响了 2 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 ,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 ,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 ,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 ,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 ,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 ,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 ,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 ,新诗诗人才在 2 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 ,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关于新诗诗体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张用'现代诗'概念取代'新诗'概念,认为'诗体建设'是一个'伪话题',现代诗的诗体应该经常处于流变状态之中,'诗体流变'不在于为它寻找一种类似于古诗词格律的外在形式,而应该是诗性范畴内的语言功能的控制和发挥。现代诗是没有固定形式可循的,它的形式是在每一首诗的写作意图和写作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诗体是不断流变的,而诗性则是永恒的。

早期新诗选本的诗体辨析

《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诗歌选本,颇能反映新诗创作的初始面貌。诗体建设是"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3本选本的交集而言,重复的14首诗歌按诗体类别大致可分为自由诗体、散文诗体和类古诗体三类样式,其中自由诗体样式最多,散文诗体样式次之,类古诗体样式居末。此期这三类诗体虽然尚未成型,但它们为新诗的诗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

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生态颇异,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有别于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的现代化及都市化程度高,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异化程度却很低。新旧诗并存的诗歌生态极大地影响了澳门新诗诗人的诗体观念,出现诗体对抗与和解两种极端。澳门诗人及诗论家几十年来都不太重视诗的形式,缺乏必要的文体自觉性和诗体自律意识,过分重视写什么,不重视怎么写与如何写好,是一些资深诗人退出诗坛的原因之一,也危及了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歌前途。澳门新诗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