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看中国古典诗学“诗体叙事”的“技”与“道”

叙事诗学作为技术性理论话语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探索,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从目前国内外批评实践来看,这种纯技术性理论因为遇到“社会历史语境”和“文类语境”的“规约性”限制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叙事学的“语境化”研究,即将叙事作品视为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关注因社会历史背景和文类属性产生的叙事差异,赋予叙事阐释更多的生命色彩与人文精神,是叙事诗学亟待提升的理论空间。《诗经》这一蕴藉着中国文学发生的诗作,兼具跨文化与跨文类的双重属性,以中国的文化语境和“诗体”的形式延伸了叙事学的叙事类型和研究范式。“技”与“道”这组存在于人生诸多层面上的辩证关系为中国古典诗学“诗体叙事”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赋予叙事之“技”形而上之维与叙事之“道”形而下之维。

陈与义南渡纪行的写作场与诗体叙事

作为靖康元年(1126)至绍兴元年(1131)南渡历史的重要在场者,陈与义在特定的写作场中以诗歌纪行的形式,浓缩社会现实、承载历史事件,引发情感激荡、贮存集体记忆;以相似的避乱经历和深刻的精神共鸣,构筑起学杜由刻意转向自然的新路径,重塑了简斋体雄浑沉郁、悲慨奇壮的诗境;以厚重纪实的诗体叙事、浸润生命的自传意识,实现了两宋之际士大夫从书斋文化到家国情怀的精神超越。

清代自然灾难事件的诗体叙事

清代自然灾难发生的频次极高,诗人们或亲身经历而身受其害,或处于某种社会地位而参与行动,或听闻事件而引发情感激荡,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在场者"。在灾难背景下,应该将诗人与诗歌的意义放到行动拯救与精神批判的实践中去理解。清人以诗歌浓缩社会现实,承载历史事件,贮存可能失去的记忆。其纪实性、惊怖性、公共性特征形成了向实去虚、发皇恢张的叙述合力,构筑出表现社会灾难的厚重的文学底座,形成了深刻的集体记忆。纵观清代众多诗人大量的灾难诗歌作品,能够看到他们深厚博大的民胞物与精神、浸润生命的忧患情怀以及在扩展现实事件表现领域上的卓越努力。我们应对清代自然灾难诗歌的作者抱持深刻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