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嬗变的文化学解读

中国古代诗体繁富复杂 ,依次嬗递 ,各具特点。但格律化趋向是诗歌体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在诗体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 ,时代和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结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是它萌生衍化的因由。

魏晋诗体嬗变背景下的陶渊明“诗经体”四言诗

魏晋是一个诗体活跃的时代,除了“五言腾踊”,四言诗也迎来了繁荣与复兴,不仅在数量上远超两汉,更是在诗歌所踵习的体式和风格上大有创新。并且在诗体嬗变的背景之下,诗体间创作经验的互动为四言诗打开了新局面。陶渊明的四言诗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成功地将田园题材、更为成熟的修辞以及清新淡远的风格引入四言诗创作中来,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然特别的是,他的四言诗在普遍的创新浪潮中走向了对《诗经》的回归,一种对其外在体式与内在精神的全面回归。陶诗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既表明了他试图借鉴五言诗创作经验而复兴四言诗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当时背景下四言诗已到了变无可变的地步,预示了其式微的必然。

试论散曲与宋词的艺术差异

在中国古典文学体裁中,散曲和词的关系最密切,体制也最接近,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歌曲,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但散曲又是与词风格迥异的新诗体并自有其审美特性:俏。俏固然指俊俏畅快,而更是指俏皮滑稽。散曲正是以滑稽与游戏笔墨为其传统的。在元曲俏皮的笑脸背后更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内涵,掩饰着读书人心底的悲哀,反映出在强权迫压下的心理变态,因而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胎记。

从诗与音乐的离合看诗体之变迁——以度词/新词的文体属性为中心

20世纪初,新体诗与创作歌词分道扬镳,几乎彻底脱离了音乐,而旧体诗主要体裁古近体诗、词、散曲,也无法真正回到与音乐结合的时代,复因其格律限制,在表现现代生活与现代感情方面存在诸多不便,于是,诗歌界出现了不少调和新旧、改良体裁的呼声。王国钦先后提倡遵守《词林正韵》的度词和遵守《中华新韵》的度词新品牌——新词。虽然王国钦将其归入词文体中,追认古乐府为其源头,但是将度词/新词视为不依赖于音乐的纯文本制作,在创作歌词因商业化操作而日益走向"倚声填词"的今天,如果缺乏经典性文本确证其历史地位,那么,其于诗歌体裁演变之意义不容乐观。

元人散曲的神韵

唐代的诗发展到宋代的词,又发展到元代的曲,虽然反映了诗体嬗变的历程,甚至有视之为诗体递次解放者,但是,不论词、抑或曲,都不曾得到有如诗那样的充分发展,这一文学史上的遗憾早已为前贤所道破。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便指出:"词出诗外,源头虽若‘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