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诗学对“诗变”内在因素的探索

明弘治到清康熙年间"诗变"论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诗变因素讨论的惯例。涉及的主要内在因素有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对这些"诗变"因素的探讨,一方面说明诗变观念的逐渐深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代诗学逐步走向理论的自觉。

公安派对“性灵论”的重建及其诗变观念

公安派在与七子派的论争与多元文化语境中,发现了与七子不同的"诗变"因素。他们与七子派和各种理论观点互相激发,不断对性灵论诗学进行重建。袁宏道力图通过对前代权威的否定与超越,来建构以创作主体个性为中心,以"真"为内蕴,以"足乐"为诗歌功能的性灵论;袁宗道则抓住文学活动的关键要素——语言之变,论诗歌必然变化;袁中道在格调和性灵之间调和,其"诗变"论对性灵论诗学的重建,突出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加以反思。三袁对性灵论诗学的完善以不同的取向和方式进行,从而共同完成了对性灵论"诗变"观念的建构。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叶燮“诗变”论的理性特质及意义

叶燮诗学表现出理论的自觉:一是理性特质,二是主张立足于"变"而正、变统一,并在宇宙观层面论证"诗变"和"天地运行"规律的同构关系。叶燮按照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体审视方法,论证"诗变"发现与诗论家的素质、"诗变"认识与诗学方法的关系。使"诗变论"从对文学活动现象变化的认识到对诗变因素、原因和诗变原理的探索、总结,最终达到对"诗变"的规律性论证。

明代唐诗学对“诗变”外在因素的观照

明代弘治以始,诗学不仅对诗变内在因素,诸如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诗歌传统进行了深入论述,而且面对一个时代不同阶段诗歌的审美差异和历史连续性,经过探索,发现了诗歌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及其衍生的如社会心理、文化性质、大众传播、经济方式、审美传统等众多因素,这些因素以单一或多重的方式影响着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这几乎是复古论诗学和师心论诗学的共同发现。文章主要分析影响"诗变"较多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群体等因素。

叶燮诗变理论的关键词

叶燮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源流)、文学体现的时政特征(正变)、创作主体实现变的手段(因创)、阶段性呈现的变之消长(盛衰)、读者期待视野中变的界限(新旧)等诸方面系统论述了诗歌发展变化规律。其中"源流本末"、"正变盛衰"、"沿革因创"、"陈熟生新"、"温柔敦厚"等作为叶燮描述诗歌发展变化规律的关键词,有其重要的价值内涵。

徐献忠和胡缵宗的盛唐“诗变”论

徐献忠和胡缵宗都以盛唐为中心看诗歌的变化发展。徐献忠从"感遇之情异"确立"声诗之变"的缘由,而"旨趣盛唐"时,不"忘研穷之过",是他对唐诗演变规律的理性把握。胡缵宗的唐诗风雅观所包含的"诗变"意识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唐诗"感格"论,以对"生命格调"和"时代格调"的整合深入了明代对"诗变"的认识。

中国古代“诗变”论的理论开拓及其研究价值

中国古代"文变"观念从先秦即已萌芽,中经汉魏六朝和唐宋时期的发展,至弘治到康熙间的唐诗学"诗变"论,从对文学活动现象变化的认识到对诗变因素、原因和诗变原理的探索、总结,最终达到对"诗变"的规律性论证,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的"诗变"论。研究中国古代"诗变"论,可以在价值取向、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成果的意义方面,深化当今的唐诗研究和诗学理论建构。

把古诗变成故事——《赠汪伦》教学案例

《赠汪伦》是新课标人教版《语文》第三册第二十五课的一首古诗。它描绘了李白告别朋友的情景．体现了朋友之间深厚的情谊．教学重点是想象诗歌描绘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朗读并背诵古诗。

“正之积弊”与“变能启盛”——试论叶燮诗体代变之动力观

诗体代变的自律性动力是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积弊说"的影响最大。叶燮是"积弊说"中从悲观的"衰变"转向乐观"新变"的关键人物,他看到了"弊"的自身否定性,但能正确地认识到由"弊"至"衰"的诗学价值,揭示了"积弊"的诗学意义,并以"变能启盛"的观点,肯定了诗体变体的合法性。

经学视域下的《关雎》诗旨流变

可分四个历史时段对《关雎》诗旨流变与经学的历史命运之间的关联进行探析,即汉代时期、宋代至明清时期、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世纪至今。汉代经学以师承见长,能接续孔子六经的经义,其中最著名的是齐鲁韩三家诗承和毛、郑一家师承。在这个时期,《关雎》诗旨的经学化解读方向被确立起来,影响深远。宋代至明清时期是经学重构时期。宋代兴起儒家义理之学,清代兴起考据之学,其诗学义理开出新意,动摇了汉代诗学师承传统,但大体上还在经学范畴内。到了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解诗者解读《关雎》时彻底抛弃了经学传统,新意频出。新世纪至今这个时期,出土文献是诗学研究的亮点,尤其是对上博简《诗论》的研究。《诗论》以孔子的口吻将《关雎》诗旨解读为“以色喻于礼”,这为诗学回归经学传统提供了一个时代契机。总的来说,《关雎》诗旨流变反映了中国文教体系变革,也反映了经学的命运。

诗格之变自韩愈始

本文阐明韩愈在诗歌流变中的地位,认为韩愈的诗变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突破和改变。“以文为诗”首先出自宋人之口,是从韩愈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主要方面的总结。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兼剂”与“正变”——明人论诗体互动

弘治至康熙之际,诗论家们讨论了诗体互动对诗歌发展的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王世贞"兼剂"求变说,谢榛的"裒精华"与"中正"之论,胡应麟论体格"博取"与"杂"用。主要术语是"剂"、"中正"、"体"、"格"、"博取"、"杂"等。

唐诗范型之争与“诗变”论

明代中后期的唐诗学论争,最为突出的是从唐诗范型视角,发现了唐诗范式变化的情况。特别是"唐无五古"之争与诗歌范型规律的发现,"唐人七律第一"之争与范型规定性变化的探讨,"李杜优劣"之争与诗歌范型达到极境的探讨,包含艺术理想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

论胡应麟的唐诗变化观

胡应麟的《诗薮》,在总结明初以来格调论诗变观的基础上,吸收性灵论诗变观的有益成果,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关于"诗变"的理论。一是溯源别流,勾勒唐诗发展的完整历程;二是分辨格调,突出唐诗发展的时代特征和诗人个体差异;三是标举理想范型,树立"本色"意识,为诗歌流变确立参照,以分清"正""变"及其互相更替变化的轨迹。胡应麟是格调论诗变论的归纳者和完善者,他的"诗变"理论是复古论唐诗学的总结。

“咸通”以后诗风流变的多元特征及其成因

唐懿宗咸通以后,军阀割据,宦寺猖獗,朋党构祸,文学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文人命运急剧恶化。在乱世政治文化的持久震荡下,诗人人格发生了多重蜕变,儒道精神与皇权意识丧失殆尽,追名逐利的仕宦人格与避乱出世的隐逸人格皆背"道"而驰。人格蜕变的多重性决定着诗风流变的多元走向,唐末诗歌或浅切,或鄙俗,或清丽古雅,或苦吟僻涩,清浊俱下而缺乏主流,其轻浅纤微的艺术风貌无疑是唐末诗人凄楚无奈的人格反映。

秦观诗的创作分期及其诗风流变

目前,秦观的诗歌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探讨和研究秦观诗的创作分期和其诗风流变具有了重要意义。从秦观诗创作的量化统计分析入手,结合他的诗歌内容、思想,尝试对其进行创作分期以及风格变化分析。

三十年来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研究综述

对于唐诗流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状况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丰富,尚未出现专著。因此,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叶燮的诗学变易观念及其理论诉求

叶燮从自然、社会、艺术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变易主张,并深入到"理"与"势"的层面寻求他诗学变易观念的理论依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放弃了传统的本质主义追求,从中国先秦哲学的正变思想中寻找诗学变化的理论资源,进一步从物质世界的对待两端、人的心智无穷以及诗之自律等方面阐述了诗歌变化的深层原因,对"诗变"的合法性作出有效的证明,表现出他诗学思想的理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