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唐代有关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

中晚唐时期,基于唐与吐蕃关系,以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而产生的河湟诗歌,涉及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吕温、杜牧、李商隐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河湟诗歌产生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唐与吐蕃角逐竞争的大背景中,既记录唐与吐蕃"舅甥"两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也反映了双方的矛盾与斗争,对研究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乃至文化史、宗教史,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河湟诗歌还以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刚健质朴的风格,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支遁的五言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支遁是东晋重要的高僧,不仅在玄、佛思想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诗歌创作对东晋士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支遁继承魏晋五言诗的艺术传统,重视丰蔚的修辞,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玄言诗占主流,诗歌整体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其诗歌创作对东晋中后期士族的诗歌创作风气、五言体的观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诗歌的艺术及其影响来讲,支遁都可以说是东晋重要的诗人。但是囿于其僧人的身份,支遁的诗歌创作及其诗史意义,当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宋庠、宋祁的七律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宋庠、宋祁是后昆体诗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七律创作在西昆体向江西诗派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内容而言,二宋七律皆表达了自己的仕途沉浮、叹老念衰之感,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倾向,这一点迥别于西昆体。在风格上,二宋七律由效西昆体的典丽柔靡向瑰迈健举或沉郁奥博发展。这与二人七律学杜分不开,而学杜是江西诗派七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创作手法上,宋庠七律以比兴寄托、借用典故写景抒情及多用倒装句三大特征为主;宋祁七律除此之外,还在造语、炼字、对仗、用典等方面表现出求新求奇、精益求精的努力,特别是僻典、俗字的使用,已率先实践了江西诗派"化俗为雅"的理论。在唐风向宋调的演变过程中,宋庠七律更倾向于唐风,而宋祁七律则在很多方面开了宋诗法门。二宋七律,一以承唐,一以启宋,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汉魏六朝“杂诗”的诗史意义——以《文选》“杂诗”为例

《文选》诗中的"杂诗"类,历来被认为内容庞杂而不受重视。文章首先对"杂诗"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界说,指出其"体"的性质,然后探究了此类诗歌在汉魏六朝的创作演进情况及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进而指出其诗史意义。

论乾嘉之际诗歌创作力量结构及其诗史意义

乾嘉之际的诗坛,中下级官吏诗人群是主要的也是成就最大的创作集团,打破了由台阁诗人主导诗风的状况。这一情形的出现,是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清代诗史自身的重要变化。它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力量核心从庙堂的向下转移,更引发了诗歌内涵、诗歌精神的整体变化,其诗史意义可谓大矣。

论阮籍《咏怀诗》的诗史意义——以唐人对阮籍《咏怀诗》的接受为视角

阮籍《咏怀诗》远绍诗骚传统,兼受庄学影响,近续汉末文人五言诗,兼有建安遗风,对后世影响深远。结合阮籍《咏怀诗》特质所在,可从三个角度综合考察唐人对阮籍《咏怀诗》的接受:其一为"咏怀范式"的继承与开拓。其二为宗庄、祖骚、续雅的接力。其三为经典句式的接受。从唐人对阮籍《咏怀诗》接受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可见其诗史意义。

一位有争议的诗人与一个被忽略的朝代——金源诗人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诗史意义

金源时期围绕白居易诗展开的争论,是一个看似偶然实则具有某种必然性的事件,它一方面预示了宗唐与宗宋两派在诗学旨趣上的对立,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宗唐诗人对尖新浮艳诗风的针砭和对正确创作方向的探寻。同时,此一时期出现的崇白风潮特别是将白居易与陶渊明相提并论,说明白居易的价值及其诗品得到人们的重新认知,这既是对旧有权威观点的挑战和驳正,也是金源白居易接受史上的一个理论创举。至于此期诗人在创作中对白居易闲适、讽谕两类题材的集中效法,使得自白居易开始凸显化了的自我关怀和现实关怀两个维度得以进一步呈现,并在一定范围构成文人精神生活之常态。

论何绍基题画诗的文化意蕴及诗史意义

晚清文艺大家何绍基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词。浓郁的学术性色彩,强烈的抒情性特点,是其题画诗承载的独特文化意蕴;随物赋形、想象诡谲、化学问为情思是其题画诗的艺术特征;鞭辟入里、辨析精微的理论分析,代表了其题画诗的理论深度。何氏堪称题画诗史上的杰出代表诗人,代表了苏黄以来题画诗创作的新高度。

论阮籍的《咏怀》五言诗的诗史意义——兼论正始诗歌与建安诗歌的异同

正始与建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正始与建安的不同诗风。个体诗人时代的确认,开拓了玄言诗新的诗体形式,进一步确立了五言抒情诗的体制,进一步实现了意象式的写作方式,多视角转换的写作方式等五个方面,构成了阮籍《咏怀》五言诗的特质及其诗史意义。

王禹偁贬谪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以商州、滁州、黄州诗为例

王禹偁的贬谪诗在其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屡次被黜的经历,使其贬谪诗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此同时,伴随着被贬次数的不断增加,在其贬谪诗中逐渐展现出一种归隐愿望越来越强烈而士大夫责任感的兼济情怀却也贯穿始终的特点。他以大量贬谪诗的创作,在屈子爱国忧民的品质与情怀、竹子意象的运用和游历组诗的抒写等方面,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及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唱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和的诗史意义。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论谢庄杂言诗及其诗史意义

杂言诗主要来源于乐府诗与民谚歌谣,在刘宋中期以前,其与乐府往往混为一谈。谢庄大胆突破乐府古体的传统范式,将三、四、五、六、七言各种体式均融入杂言诗中,并采用骚体句法,将杂言诗从乐府中解脱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诗体。谢庄杂言诗节奏分明、情感浓郁、对仗工整。在诗史上具有促使诗歌向抒情化方向发展、实现诗歌风貌由"雅"向"俗"转变、推动"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进程的意义。

明初江右“台阁体”诗歌特征及其诗史意义

至明初永宣时期,"台阁体"成为诗坛主流,而江右文士乃其中坚。江右台阁诗人深蓄"极乎修齐治平之道"的政教情怀,诗歌创作亦见"以知圣朝文明之运"的时代内涵,论其源流,则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总体而言,明初江右"台阁体"诗歌有其诗史价值。

论施肩吾的艳诗及其诗史意义

施肩吾是中唐时代一位隐逸兼道士诗人,在他现存的诗集里有相当数量的描写隐逸之趣的作品,且多具有清幽之气。然而,他还作有30余首内容艳丽的、以抒写两性相思离别之情为主的艳情诗。施肩吾以隐者作艳诗,本已令人称奇,更甚至其艳诗"能道人意中事",情思宛转,哀艳缠绵,令许多诗评家为之赞赏。

重估苏武诗的诗史意义——以其章法和句法的创新为考察中心

与李陵诗相比,苏武诗在章法上善于利用擒纵变化、疏密相间的办法为诗句造"势"。句法方面,苏武诗首创了"俯(仰)……,仰(俯)……"句式,以及今昔二景一联之中相对、两联之中相应的句式。与《古诗十九首》和李陵诗相比,苏武诗具备更多的文人化色彩,在承接、勾连两汉五言诗与魏晋南北朝五言诗方面,以及民间乐府诗向文人五言诗演变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