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视域下柏拉图“诗哲之争”的矛盾调和

西方哲学史上自古即有“诗哲之争”,该争论主要讨论哲学与文学(诗)的关系。柏拉图在“诗哲之争”中基本观点是哲学超越诗学,柏拉图对诗持有强烈的贬斥态度,柏拉图认为诗人的作品对认识真理几乎无价值。在柏拉图诗论中,柏拉图认识到诗的感性与理性的二重指向,并对诗贬而不废,提倡以真善美为导向而作出的“哲学诗”,由此形成自身的诗教思想。在诗教思想中,柏拉图主张诗歌不仅应通达真理,更应具有价值导向,能够服务于理想城邦的建设,在该诗教思想中,诗哲之争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

“诗哲之争”视域中的《伊索寓言》翻译

《伊索寓言》自明末被利玛窦部分地译入中国起,至林纾的译本,被一再改写以传达神学或童蒙教育的主张;直到周作人,反对将文学服务于外在教化的目的。文章认为周作人之所以一反前译作法而提出这一主张,独立文学观是构成他翻译的策略性原因,是将西方反逻各斯思潮以反文以载道的形式在中国语境下展开。这些译者无论是执着于道,还是执着于文,其翻译实践及效果恰恰与其主张相背离。文章通过这些不同译本,浅析译者受限的主体性空间。

强制阐释论:“诗哲之争”的当代回应与发展

张江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批判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的思想理路,要求阐释回到文学本身;第二阶段反对文学阐释自说自话,坚持文学阐释的可公度性;第三阶段借用心理学的观点重新审视强制阐释论,最终指出:文学是非认知的,是体验之上的“共鸣”,而非科学论证的“共识”。这些观点都指向了西方“诗哲之争”的古老命题,现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是这一命题的延续。强制阐释论的系列观点实际上就是从文学阐释的角度为“诗”辩护。将强制阐释论还原到“诗哲之争”的历史视野,不仅可以明晰强制阐释问题的由来,还能体现出强制阐释论在解决阐释问题的同时,为“诗哲之争”带来的新发展——丰富了为“诗”辩护的理论话语;强调了诗性阐释中理性和体验的作用;发展了诗哲之争的心理学维度。由此,在文学阐释理论的展开中,“诗”与“哲”的真正关系逐渐得以澄明。

朱熹文论中的“诗哲之争”及其矛盾调和

“诗哲之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文化命题,主要指的是理性道德思维与感性情感思维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多有体现。在朱熹的文论中,也存在着这一矛盾。朱熹从他道学的理气论与性情论出发,提出了“文道观”作为文学的总原则,强调感性情感思维应该为理性道德思维所规定,但在其具体的文学阐述中,有的地方又存在着对这一原则的违背。他对屈原为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楚辞的选取标准,以及在《诗集传》中对“淫诗”的判定,都体现着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矛盾。但朱熹有别于宋代的其他理学家,最终又凭借着其理学的伦理学指向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种“诗哲之争”的矛盾,使得文学获得了理论上的地位而不被驱逐。

“诗哲之争”的流变与现代性的实质

如何理解现代性的问题是哲学在当代遭遇的重要挑战。现代思想质疑人类能够依据自然获得指导行动的理性原则,这种倾向的出现是诗学在与哲学的长久竞争中取胜的结果。诗学的本质在于催动欲望和凌驾于理性的创作,其发端可追溯至近代笛卡儿主义对数学性修辞的迷恋:自然在屈从于数理结构的同时,被缩减为封闭的孤立客体。而随后"历史主体"对"认知主体"所完成的决定性取代,促使诗学的胜利达到其顶点。现代性因而是诗学对哲学的压制:人类活动被理解为主体自身的创造,而非自然本身的声音。而能否超越现代性的束缚,有赖于哲学如何重返前理论的生活世界,以恢复自然作为整全的地位。

诗哲之争:《理想国》中教育观的冲突与融合

本文运用解释学方法,以“诗哲之争”为切入点,分析了《理想国》中教育观的冲突和融合。研究发现:《理想国》中诗哲之争的背后是教育的主导权之争、正统的正义观之争,而本质上是人的欲望和理性之争。这种理性和欲望之争一直是西方教育传统的主线,但柏拉图为解决理情的颉颃而提出的教育方案存在固有缺陷,会导致理性对欲望的专制。因此,本文提出教育要超越理性和情感的对峙,以理性为指引,以情感为动力,基于学生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培养他们形成社会认知、理解社会情感、改造社会的行动能力。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诗哲之争”思想考察

尽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道出"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然而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诗哲之争"多聚焦在柏拉图身上,对"古已有之"则少有关注。通过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诗哲之争"思想考察,发现"诗哲之争"就其本质而言是神学观念差异所引发的争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荷马为首的诗人所塑造的神学观念进行反驳与颠覆:其一,通过重塑"灵魂"的含义,颠覆了史诗时代的灵肉关系;其二,通过本源问题的追溯,推动感性多神论走向理性一神论。当然,哲人对诗人所塑造的神学观念的挑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隐性到显性,不断走向激烈的漫长过程。

诸神能否变形?——重审柏拉图的“诗哲之争”思想

《荷马史诗》中的凡人因生存境况中遭遇自然与异族的双重他者,对“认识你自己”完全限于肉体层面并将他者投射到所幻想的诸神身上,使其外貌变来变去,难以辨识。随着古希腊人生存境况的逐渐改变与双重他者牢笼的解开,后起的哲人们推动“认识你自己”深入灵魂层面,诸神的绝妙变形本领自然遭到哲人柏拉图的不断批评。对诸神变形现象的探讨指出柏拉图“诗哲之争”思想在古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思想史中的历史坐标与地位,从新的视角深化对“诗哲之争”思想的认识。

理智直观与诗性直观:柏拉图的诗哲之争

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并非诗与哲学之间的永恒斗争,而是古希腊在5世纪前后新崛起的哲学家与以荷马为代表的悲剧诗人之间谁能够言说真理的斗争,是哲学家的理性思维以及用确定的理念规定的世界对此前的神话—巫术思维的传统世界的清算和批判。这一争论不仅意味着古希腊文化从神话—巫术世界向一个理性世界的转换,也意味着一场古代的文化政治革命。在这一转换的话语机制下,柏拉图的灵魂"回忆"理论对神话—巫术的灵魂概念进行了扭转,在人的灵魂中揭示出能够与非感性的理念进行沟通的先验理智直观;柏拉图的"爱欲"理论对神话爱欲进行了批判性改造,形成了去肉身化的哲学爱欲,使爱欲趋向于理念知识。因此,柏拉图的诗哲之争显示出柏拉图试图用哲学所依赖的先验理智直观,对隐含于神话—巫术中的诗性直观进行清理和转换,以便使先验理智直观能够对感性直观进行规范并与之契合。

“诗哲之争”的隐性书写——柏拉图《伊翁》新解

柏拉图谈论“诗”并不是将其作为一门艺术而言,更多地是将其作为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诗”也即真理言说者而言。从这个出发点上才能消除“诗”的现代意义所带来的遮蔽,从而发现隐藏在《伊翁》“灵感论”背后的“诗哲之争”。以“诗哲之争”为线索重新审视《伊翁》,可以发现:首先,它破解了古典诗学上柏拉图“灵感论”与“摹仿论”自相矛盾的难题。“灵感论”与“摹仿论”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于“诗哲之争”这一内核,统一于如何让诗歌形而上意义消解的共同目的之下;其次,由“诗哲之争”进一步引出“诗”、“哲”各自形而上意义所指向的不同“世界”,在对两者“世界”的分析中,进一步总结出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即世界如何更加“真善美”的启示。

古希腊哲与诗之争的根源与实质——从诗学比较与诗学发生学说起

热奈特把诗学定义为“文学形式之通论”。茨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文学话语之所以是文学话语的属性。本文把哲学和诗等看作不同的话语体裁,采用类似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的诗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描写、分析哲学与诗等话语体裁的语言来揭示其诗学,即其语言的属性。从诗学或体裁发生学角度看,古希腊最初的哲与诗之争,与其说是哲学对诗的排斥,不如说是哲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和体裁,从诗与神话母腹中挣脱出来的一种痛。同时,柏拉图对诗的戒备,也是面对历史悠久的诗与神话传统的强大压力时的“影响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而当代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其实是哲学的重新开始。诗的本质决定,只有诗性言说才更有可能超越语言与思自身,所以,尼采的诗性哲学,海德格尔从早期的形而上学式言说朝后期诗性言说的转向,不是两千多年之后哲学向诗的返回或投诚,而是哲学要穿越或借助诗超越旧哲学的主题和言说方式的一种企图。新的“影响的焦虑”当然也在所难免,阿兰·巴迪欧的《哲学宣言》及其对“诗人的时代”的批判,就是来自当代哲学关于诗的“影响的焦虑”的最强的声音。

哲学风格论——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的一个解读

【导读】舒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是游戏哲学经典之作,它在写作风格上也独具一格,甚而可谓以“游戏”方法探究“游戏”定义。其以戏剧和寓言的形式书写哲学,实质上延续了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对之进行批判性考察,旨在提示“哲学风格”对于哲学研究之价值。

《僭主俄狄浦斯》中的诗歌与哲学之争

诗歌与哲学之争是西方文学与思想史上的关键问题,往往被认为肇始于柏拉图哲学对诗学的攻击,但实际上在前柏拉图时代,传统诗人对此问题已有深刻洞见。索福克勒斯的《僭主俄狄浦斯》将人之为人的悲剧性命运呈现为对真相的发现,这一思考便根植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诗歌与哲学之争。该剧展示了新兴哲学对传统诗学的冲击,而剧中智者俄狄浦斯与先知忒瑞西阿斯之间的争论则揭示了诗歌与哲学分歧的关键是探寻真理的道路之争。先知经由俄狄浦斯对自身命运的发现而对哲学施予教诲,即理性终究有限,哲学仍旧且永远需要诗学智慧。

简论《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具有浓厚的时代背景。寻求理性生活的哲学家们发现,传统的"摹仿诗"已不能够起到教育城邦卫士的作用,想要让人们获得真知,过上善的生活必须得提供正确的思想。因此,柏拉图结合了诗歌广受欢迎的优势与尚未被接受的哲学思想,创生出了符合其教育思想的"哲理诗"。这样,原本的诗与哲学之争也就转换到诗歌内部的争论。

探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传播思想

古希腊几乎是西方一切思想开始的源头,政治传播思想同样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蕴含了丰富的政治传播思想。虽然难以从整体对其著述进行全面透视,但本文希望以《理想国》中重要的'诗哲之争'与'洞穴隐喻'内容为切入点,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传播思想粗浅地进行一些讨论。

从诗学视角看古希腊哲学研究

本文首先检视了晚近十年国内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回顾并总结近十年国内古希腊经典作品和研究文献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近年来国内新兴的古希腊诗学研究,尤为关注古希腊诗学研究的新取向。结合"诗与哲之争"的复杂关系,从诗学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古典诗学研究与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关系及定位。本文指出,打破国内古希腊研究的学科分际,从诗学角度全面展开对古希腊经典的研究,对于推进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言志”与“缘情”:文论中两种思维的矛盾与调和

中国古典文论中,“诗缘情”和“诗言志”二者有关诗之本体论的命题一直以交织的姿态前进在文学理论的道路上。无独有偶,古希腊柏拉图关于文艺服务于自然情感和政治功能的矛盾关系思考也在关于诗与哲学的讨论中展开。人类思维活动的本质冲突贯穿大半西方文明史。“志”与“情”表现出关于诗的内涵书写的理论分化,“诗”与“哲”则在文学形式上体现出诗学难题。而去除内容或形式本身的遮蔽,不难发现人类的情感体验和道德思维在文学状态下并不矛盾。文学理论家如何对二者进行调和,使之成为助益于文学发展的双轨模式而非两种对立素质,需要我们对情志关系进行历史和审美的多维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