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中的非诗因素——情感伦理、现实物象与合理化想象

新诗在发展过程中,文本成熟的魅力与审美的陌生感相伴相生。形式的无限打开使得新诗诗人拥有无限的话语权。相对于古诗而言,话语权的解禁是幸事,但也面临文本现场失控的风险。传统的解读诗歌的方法对待新诗文本时越显迟滞、沉重,以纯粹的文学性、社会性考量诗歌文本也已经成为许多诗人并不买账的标尺。诗与非诗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诗歌文本投入到当前文化的姿态越来越明确。在众多的非诗因素中,情感伦理、现实物象、合理化想象并不能占据文学文本中心的要素,却有可能成为文化文本的重要标尺,而新诗的每一次突破都昭示着它以文化文本的身份脱离文学文本的开始。

《史记》中的诗因素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但作者以抒情、含蓄等诗的笔法以及诗文并用等手法来写史,使纪传体史书具备了诗的因素,充满了诗的色彩。

唱诗因为我喜欢?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弗5：19）在基督教的崇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是唱诗。从圣经时代至今,唱诗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仍然在教会参与崇拜,依旧会唱诗,但是好像越唱越没有味道,找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今年假期,我回到家乡教会参与崇拜,看到会众唱诗的现状,不得不让我再次反思：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意象及其美学价值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文章根据莎诗意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旨在突出莎诗中意象的条理性,识别不同类型意象之间的联系和差异。通过莎诗意象的梳理,突出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展示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体验意象所带来的艺术愉悦和思维探索的乐趣。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文化共情与场景融合——以《诗画中国》为例

文化类综艺节目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共情传播和场景传播是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重要理论支撑,是节目的核心和载体。《诗画中国》通过数字戏剧化的主题演绎,实现共情传播,引发观众的文化认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元化艺术形式,实现场景传播,改善观众的观看体验,并将传统诗画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相融合,积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新提供了借鉴。

格律体译诗策略探析——以李正栓英译《杭州回舫》为例

译诗要像诗。诗歌具有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诗歌意境和意蕴得以实现。多年来,中国译者倾心于格律体译诗,李正栓就是其中的典型译者。他倡导以诗译诗、韵体译诗、力求忠实对等。我们借助李正栓翻译原则对其《杭州回舫》英译本进行分析,并通过翻译运用的具体方法,结合汉英语言差异和中英诗表现语言具体性的不同方式,对格律体译诗的策略方法进行思考,并提出保留意象、翻译补偿、借助英语句法优势三种翻译策略或方法。

陇南诗碑题壁诗与陇蜀“诗教”类文献的流传

散见于陇南各地诗碑与题壁中的诗作,数量较多,诸体兼备,作者属于官员、本地乡贤或游陇者群体。就其题材内容而言,除游宴抒怀、题咏陇南人文景观的篇什外,颂扬历代先贤乡哲、教化人心是其重要的方面。这些作品绝大多数不见于史传,但体现了陇蜀地域“诗教”类文献流传的重要文学文化价值,在赓续地方文脉、承载诗教化育、补史存诗文献、资于地方文旅等方面价值突出。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吴嘉纪佚诗钩沉(一)

清代诗人吴嘉纪诗以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收罗最为完备。笔者数年爬梳,又辑得佚诗八首。兹先录四首如下:双棺移近钟山葬,满眼寒烟子凄怆。摩抚忽惊木有纹,注观竟是几青嶂。高低石势何参差,众树茏葱云起迟。一辈亲朋尽错愕,两山真似争离奇。

吴嘉纪佚诗钩沉(二)

笔者发现的吴嘉纪佚诗,上期已揭载四首,另有四首如下:新妆羞与莫愁同,默坐支颐对晚风。一片痴魂托盘石,随他到处化飘蓬。(《题九青小像》)见陆心源编《穰梨馆过眼录》卷四○(光绪十七年陆氏家塾刻本)。为题画诗,咏陈维崧宠幸之歌童徐紫云(字九青)。作年不详。

王维《酬慕容十一》诗为慕容承作考

传世王维集中有一首《酬慕容十一》诗:“行行西陌返,驻幰问车公。挟毂双官骑,应门五尺僮。老年如塞北,强起离墙东。为报壶丘子,来人道姓蒙。”但在季振宜所编《全唐诗稿本》卷八〇中却将之辑作慕容承《携素馔过王维》诗。康熙年间成书的《御定全唐诗》在《凡例》中将季氏此举列为“有其人姓名在诗题中而误认为撰人”这一错误类型的代表,在卷一二六中仍收录此诗为王维诗。事实上,此诗作者当如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作慕容承,而非王维。

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古人的浪漫告白:用诗词说情话

在中国文学史上,爱情诗词的创作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诗经·国风》中,就有大量以爱情和婚恋为主题的诗歌。其后,来自民间的乐府民歌和文人爱情诗双线交错发展,共同构成了爱情诗发展的主流。在这些诗词中,对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呈现,既有相识时的一见钟情,又有追求和告白时的刻骨铭心,还有热恋中的你侬我侬及婚嫁之后的相濡以沫。此外,还有悼亡诗的创作,虽然悲恸哀婉,但却是最为深情的浪漫告白。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的超越性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歌理论是中国新诗理论史上的一次高峰。以梁宗岱、戴望舒、施蛰存、金克木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批评家在新诗理论建构上有着明确和自觉的追求,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不仅表达出强烈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还在对中国早期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理论的一次次否定、超越中完成了自身的华丽转身。凭借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才第一次真正指向了诗本身,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品格,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境界。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论赵翼的题画诗

赵翼是可与袁枚媲美的性灵派诗人,也是清中期的一代才人。他“才擅诗书画,心参形影神”,早年在京城任编修时,就曾自作小照《鸥北耘菘图》,显示出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除《论诗》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带品鉴评论性质的题画诗,其“我我周旋共影非”之论,对佳山水、真山水的换位言说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主张,渗透着性灵诗学重情感、显个性和求创新的精神。赵翼的题画诗不拘格套,在写照传神的品评与江山胜景的礼赞中,出入“奇与正”“真与幻”“庄与徘”之间,充分展示才人的性情、才艺和品格,彰显天工人巧日争先的文艺创新思想。

《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论戴望舒对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论的超越

作为中国现代派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戴望舒对现代诗歌理论也颇为关注。戴望舒的创作论强调艺术与真实的关系,反对纯粹的艺术至上主义。他对象征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契合、纯诗、音乐性等重新进行了阐释,抛弃了前期象征主义的某种神秘性,理论视野更为开阔。最后,戴望舒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也更为认可。与20世纪中国早期象征派的诗论比较起来,戴望舒的诗论在自我否定的同时,也摆脱了中国早期象征派局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认知体系,更富有开放性、革命性和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凭借这种本体论的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他和梁宗岱等共同把象征主义理论提升到更为丰赡、成熟的境界。

《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诗经》十五国风,长短160首诗,记录着上古社会生活和周人情感活动的种种情况与风貌,它们同《诗经》中的史诗一样,贯穿着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抒(情)叙(事)传统。它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恋爱家庭、农事生产、战争徭役、对统治者的美刺等几大方面。以往因为叙事一直受到忽视,风诗常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被说成是只有“一个抒情传统”。本文试取叙事视角,指出《诗经》风诗中不少篇章与历史记载可以互证,有的诗篇明显叙述一个故事(或个人经历),有的诗表面虽未直赋,却通过比兴、咏叹、对话、独白乃至写景抒情暗示出其背后实含一桩事情,从而切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一角。这种“事在诗外”和抒叙浑融的现象是《诗经》风诗的重要艺术特色。运用叙事分析方法读诗,能够更全面细致地揭示抒情诗的丰富内涵,也更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学从源头开始就贯穿着互惠博弈的抒叙两大传统,而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