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圣杜甫:超凡入圣的原因与历程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不同于飘逸的“诗仙”李白,也不同于如同静寺古刹的“诗佛”王维。他在诗歌领域里,俨然如同哲学伦理界之孔丘、孟子。杜甫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人生磨砺,由其个人的苦难磨砺,到盛唐帝国的国家民族苦难磨砺,再到安史之乱的战争磨砺,从而使得原本淹没在盛唐时代多如满天繁星的诗人行列之中的一员,脱颖而出,成为了盛唐时代最为杰出的代言人。杜甫接受和融化原本枯燥的儒家思想,将原本消解个人的集体主义国家哲学,通过水乳交融的人生经历,从而实现了物我无间、大我与小我一体、道学与文学一体的诗歌表达。

论“随时敏捷”与“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

杜甫《进〈雕赋〉表》中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在宫廷语境下的自我评价,展现了其意欲作赋劝讽的志向和“词感帝王尊”的敏捷才思。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二者亦是相辅相成的。笃行不怠的杜甫,用其敏捷的才思和充沛的感情,成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诗圣”杜甫的“随时敏捷”不仅指才思敏捷,还包含他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内蕴深广的“随时敏捷”赋予了杜甫诗歌独特的魅力,“诗史”“沉郁顿挫”和“集大成”成为其专属的称誉。

“诗圣”的多维度阐释

“诗圣”是对杜甫的诗歌创作集真善美之大成的总括称谓,分论之有两方面:一是诗史,即写实性、史诗性所呈现的思想内容之真、善;二是诗艺,即体裁和艺术性所呈现的语言形式之美。两方面又各分为若干侧面。因社会角色和话语环境不同,古今中外对各侧面的具体阐释又互有不同,同一能指在不同的所指间滑动,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不同层次的多维度阐释系统。

杜甫待客诗联读与诗圣之心解析

《客至》是杜甫成都草堂落成后不久所作,全诗洋溢着诗人因客而至的喜悦和热忱。与杜甫同期其他待客诗联读,可发现杜甫待客之道的异同,以及杜甫于草堂期间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待客之道背后,隐藏着杜甫儒者的理想坚守。因着这份坚守,杜甫能以“诗圣”之心坦然应对生活的种种磨难,并时刻惦念国家的多灾与百姓的悲苦,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杜甫其人其诗对唐代及后世影响深远。

说“诗圣”

诗人杜甫被尊为"诗圣",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宋人是视杜甫为诗圣的,但诗圣成为杜甫的专称则在明代中后期以后。而杜甫的被称为诗圣,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诗艺的高超绝伦,一是指道德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足以为人师表,为人们所景仰和崇拜。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仁民爱物的博大胸襟,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和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仍是我们所应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诗圣"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笔者经过文献考察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始于北宋时期的徐积:“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南宋的杨万里在诗中多次称李白为“诗仙”,从此以后称李白为“诗仙”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则始于明中期的孙承恩,他说“诗圣惟甫”。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者,是明代晚期的王嗣奭,这一人物晚于孙承恩八十余年。李白的“诗仙”之称,是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之称的发展;杜甫的“诗圣”之称,则是宋代王安石、秦观等人认为杜甫是在诗歌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集大成”者。李、杜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国诗歌儒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诗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诗仙”、“诗圣”内涵的定位及外延的嬗变

古人关于“诗仙”、“诗圣”的内涵,是从较浮泛转为精准的,其外延开始未固定于李白、杜甫,而是涉及其他诗人。随着内涵的趋于精准,决定了其外延的由广而狭:逐渐固定于李、杜。同时,外延的收缩也反作用于内涵的精准。“诗圣”、“诗仙”是互为依存的。

“诗圣”释义:偏移的历史过程

“诗圣”一词蕴涵着两重意义:最初是指诗艺的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而后来则逐渐移向传统儒家诗教文化的道德圣人。杜甫走向圣坛,尤其是诗圣含义发生历史偏移是由于历史演变至宋代之际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一位诗人的恒久推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上是以将教化富于诗中为最高、最理想的文学境界的。诗之圣者,先为人圣,杜甫的真正贡献是将传统的孔、孟之道诗化、人格化,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典范和象征符号。

在诗人和读者之间——“诗史”、“诗圣”说源流考述

杜甫是中国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对他的认识是一个带有鲜明主观性的历史接受过程。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杜甫的两项影响深远的誉称即“诗圣”、“诗史”说具体的来源、内涵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彼此的关联。这两项誉称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唐宋时期,“诗圣”称颂的是杜甫的诗歌艺术,“诗史”肯定的是他的人格情操,而明清时期以及现代之理解恰恰与此相反。

杜甫“诗圣”论(下)

四、杜甫其人其诗在体现儒家伦常之美上媲肩儒家经书1、杜甫从小接受严格系统儒教家训。杜甫十三世祖为杜预。史载其人渊源、事迹如下：杜预（222—284），字元凯。西晋创国功臣、名将、《左传》学大学者。乃三国时曹魏名臣杜恕之子。其人博学多能，曾作河南尹，秦州刺使。

把生命托付给诗歌——杜甫何以成为诗圣?

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既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遭遇有关,更离不开诗人的主观努力、在诗艺方面的不懈追求.他在诗歌中展现全方位的社会观察和思考,并始终保持创作激情,追求更完美的诗意表达,把生命托付给诗歌.

王嗣奭“诗圣”说与晚明士人对杜甫诗歌伦理内涵的开掘

王嗣奭自觉以儒学价值观来审视和重估杜甫的地位,重塑其典范形象。在国势飘摇、世风日下的现实面前,王氏推崇杜甫,抉发、张扬"诗圣"的稷契之志、仁者情怀,实则是在表露一种道德伦理倾向,一种政治与人格追求,在为宣扬自己的经世之志做理论上、精神上的铺垫。事实上,王氏杜诗学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综观晚明时期的杜诗批评,承继宋代诗学批评取向,重道德伦理内涵的开掘蔚为气候。将杜诗放在现实需要下予以观照,将杜甫的经世精神推广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群体,进而解决现实中面临的种种危机,这是晚明诗学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该时期杜诗学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杜甫“诗圣”论(上)

后人赞杜甫为中华民族之诗圣。本文从五方面视角,对"诗圣"一语来源、义涵加以探究解析。提出:一杜甫"诗圣"赞语取义考辨。二杜诗体势集大成而堪称圣。三杜诗用语艺术堪称汉语诗歌之圣。四杜甫其人其诗在体现儒教伦常之美上媲肩儒家经书。五杜甫成为中华诗圣经历了千年历史的筛选与认同。

建设浣花诗圣胜地 承载一部石本杜诗——从“诛茅初一亩”浣花茅屋到八百亩成都杜甫草堂

成都杜甫草堂作为中国文学圣地,始终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己任。根据成都市市委、市政府重大文化工程"杜甫千诗碑"项目的需要,市委、市政府将成都杜甫草堂一墙之隔的中国诗歌大道所在的浣花溪公园并归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统合筹划诗圣文化胜地园林建设,即以一座800亩苑林承载一整部石本杜诗。这一工程不仅是成都的文化盛事,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盛事;也再现了昔日成都杜甫草堂"石本杜诗"的辉煌文化盛景。

“大而化之”说“诗圣”——从孟子论“圣”看“诗圣”的人格内涵

在中华文化诸"圣"中,杜甫之为"诗圣"不只在于他集大成和堪为百世之师的诗艺,而首先在于其臻于圣境的人格精神。儒家的"圣"或"圣人"之说以孟子论述最为明确,完全可以从孟子的"大而化之之谓圣"的观点来考察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圣人"人格。作为杜甫崇高人格的核心的仁爱精神,超越自我,博大深厚,广被天下众生,并凝结为以尧舜自期的政治抱负,具有积极进取、勇于担待的历史责任感。在圣人情结被解构淡化的后圣时代的文化生态中,诗圣的人格精神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

中国古人曾以"诗圣"之名称许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而清末以来,"诗圣就是杜甫"的观点似乎成为不刊之论了。评判"诗圣",究竟是以诗歌艺术价值为标准,还是以诗歌的道德教化为标准,这是应该澄清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评判"诗圣"的首要标准是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诗歌弘扬圣贤先达思想,以及善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功效。在数千年的诗史上,"诗圣"不止一人,"中国诗圣"当为集合名词。从诗道、守训、弘儒、入圣四个层面论证陶潜的"诗圣"之名,并认为,陶渊明堪为中国首席诗圣。

论杜甫“诗圣”誉称在明代的逐步确立

1530年前后,是杜甫"诗圣"称号史发展中的关键期,在此期费宏或是李梦阳首次正式提出杜甫"诗圣"的概念。孙承恩使"诗圣"成为杜甫的专称,王嗣奭完成了"诗圣"的定型。"诗圣"说是对"诗史"说的反动,是明人贬宋尊唐的产物,也标志着杜甫在文学史上伟大诗人地位的正式确立。

献给诗圣的一瓣心香--莫砺锋、童强《杜甫诗选》读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许多杜诗选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是山东大学《杜甫诗选注》（下文简称《选注》）④，另一是聂石樵、邓魁英《杜甫选集》（下文简称《选集》）②。两部书堪称上世纪以来较有代表性的杜诗选本。最近，笔者有幸奉读到莫砺锋、童强二位先生合撰《杜甫诗选》②（以下简称《诗选》），不仅感受到该书在选注、评赏方面的尝试与突破，更为他们所体现出的对杜甫的深情而心折。因此，借此文谈谈我们的一些体会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