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妖”与“怨诗”:中国古代灾异书写中的诗学

就其原始意涵而言,以预言灾异为主旨的"诗妖"与"诗可以怨"具备相似的创作动因,但在诗学话语实践过程中,二者形成了各自的话语模式,双方始终保持着相互排斥的张力。通过设置情感与修辞的禁忌,"诗可以怨"将"诗妖"剔除,以达成其"怨而不怒"的情感特征。相应地,"诗妖"亦通过"灾异书写"与阴阳五行的逻辑架构,以区别于传统诗学体系中的"正变"观念。

试论《宋书·五行志》“诗妖”的性质

"诗妖"是一种多含恶言怪论的歌谣。《汉书·五行志》说:"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诗妖的出现同社会环境、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宋书·五行志》所录"诗妖"48首或源于《乐府诗》,或源于社会底层,或兴起于政治核心地带,多以曲折的形式表达民众或某种政治势力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及不满,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曹魏至刘宋时期诗妖产生时代的历史面貌。

竟陵诗派与清代诗坛

竟陵诗派在清代诗坛被指责为亡国诗妖、不学之诗。少数独具慧眼的诗人学者曾对竟陵诗派做出过公正评价,但在批判竟陵诗派的强势舆论中细若游丝。喜爱竟陵诗风的诗人只能暗取其艺术精髓而另换门庭,几乎没有谁愿声称与竟陵诗派有渊源联系,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从没有过的文化恐怖。这种文化恐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随后乾嘉诗坛的虚肥啴缓之气;对竟陵诗派"不根"、"不学"的诋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诗根柢于学,清代诗坛折入学人之诗的道路。

清代诗坛对竟陵诗派批评的偏激与自纠的偏失

清代诗坛指责竟陵诗派为亡国诗妖、不学之诗,偏见之激、诋毁之急,彰示出清代诗坛上的诗学问题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少数独具慧眼的诗人学者对竟陵诗派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指责竟陵诗风的主流舆论声中细若游丝。清代诗坛对竟陵诗派批评的偏激使得自身矫枉过正,偏失难免,对竟陵诗派的艺术精髓不敢公开传承;清代诗坛折入学人之诗的道路,好以金石考据等学问入诗;歌时颂圣的高格响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乾嘉诗坛的虚肥啴缓之气。

两汉谣谚理论考论

汉代在谣谚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谣谚起源学说,劳动起源说、"诗妖"说、"荧惑化童"说等三种最重要的谣谚起源理论在汉代就已经确立;二是谣谚文体观,"徒歌曰谣""无章曲曰谣","传言""俗语"为谚等关于谣谚文体、风格特征的重要理论也产生于汉代,体现了汉人明确的文体辨别意识。后世历代研究者提出的谣谚起源学说及有关谣谚文体、风格特征的观点实则只是对汉代研究成果的阐发或转述,未能超越汉人。

钱谦益排击“竟陵钟、谭”与《列朝诗集》编纂旨意

"竟陵"诗风风行明末三十多年,钱谦益排击最力,几成定谳。钱氏对其的批评,集中于氏著《列朗诗集小传》。由此书及氏著其他的诗文集中细拣出关于"竟陵"诗风的内容,对钱氏有关"竟陵"诗风的批判模式和思考方向加以分析。可以看出钱氏对"竟陵"诗风的批判,从文学范畴,扩展到政治、道德范畴,且相互交叠。究其排击"竟陵"与编纂《州朝诗集》的旨意之一,就是通过刻意淡化"竟陵"诗风在明末诗坛已经发生或者继续发生的影响。借此掌一代诗坛之"坛坫",并用编纂《列朝诗集》之方式,试图构建以自己诗学观念为主的明消诗坛,并垂范后世,青史留名。

中国古代童谣的神秘化

在中国古代,常以“童谣”指称政治化的谣谚,在正史中又冠以“诗妖”“妖言”之名。童谣神秘化不仅体现于称呼,还集中体现在“童谣荧惑说”的演变与发展中。探析童谣创作者,揭示童谣被称为“诗妖”的历史,阐析“童谣荧惑说”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构成讨论中国古代童谣神秘化问题的几个侧面。中国古代童谣与中国古代政治相交织,其神秘化的过程,不仅与政治相互影响,亦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无法回避的一类重要现象。童谣神秘化问题的讨论,对推进中国古代谣谚向纵深发展,对丰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解,皆具有重要意义。

谶语歌谣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机制

在中国古代歌谣中,谶语歌谣因其与历史、信仰的复杂互动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既有研究或是站在史学立场上视其为政治史的佐证,或是从文学视角分析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及其文化意味。若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将谶语歌谣还原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在历史脉络下爬梳其文本形态的层累,则可钩沉其谶示意义权威性、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并分析在这种观念信仰之上,人们试图借此理解、阐释甚至建构历史的丰富话语形态。基于口头文化传统的“资源库”,谶语歌谣构成古人认知历史的观念框架与交流工具,并由此作为古代歌谣的特殊类型,为当下讨论口传文学与传统知识、信仰与历史的关联提供新的案例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