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论神韵入诗学复古——兼论胡应麟书画艺术与诗学建构路径

胡应麟所标举的神韵说是明代复古诗学转变的重要观点,其来源于画论,入诗学而救格调弊端。它又与以神品论诗相契合,从而赋予了诗歌生命力、自然与超越感的本色特征。求复古于神韵是神韵说提出的重要意义,指出了诗歌取法乎上与由法入神的复古道路。最终胡应麟正是凭借书画理论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复古诗学体系。

论孟浩然与李白的交游、复古诗学及“以古运律”的创作

从现存4首李白赠孟浩然的诗作可知,两人交游颇为密切,孟浩然对李白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孟浩然、李白都是盛唐复古诗学的代表人物。“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是孟浩然复古诗学的总纲领,他标举“风雅”“六义”以革除齐梁的颓靡文风,继承了陈子昂等人关于比兴寄托的思想。在创作上,他强调伫兴而作,追求一种以“清”为突出特点的风格。孟浩然在创作实践上以五言为主,前人称其“大得建安之体”,突出表现为五律一体中“以古运律”的创作特点。无论在复古诗学观念,还是重五言轻七言,以及在五律一体中表现突出的“以古运律”的创作实践,孟浩然和李白都堪称同调。

纠偏与中和:谢榛《四溟诗话》与复古诗学

谢榛是“后七子”结社早期的重要成员,其《四溟诗话》既步武“前七子”诗学理念,又吐露明显质疑而自有主张。在复古原则上,其“文随世变”说与重情意识绾结,强调欲拟古当先重与古人共情,凸显抒发真情的歌诗特性。在宗尚目标的划定中,又将初、盛唐诸家等量齐观,秉持多元融会的学习策略;至于创作层面,其重法求悟的中正路径不仅中和了李、何二家的偏至之处,而且启发了复古学人如何在重视法度习学的同时,消解“拟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复古原则到宗尚乃至创作,谢榛在理论上试图纠正模拟风气的偏颇,中和复古派的内部论争,体现了对复古派诗学的明显改造。

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明诗别裁集》与沈德潜的复古诗学

《明诗别裁集》是明诗批评史上极具理论特色的一部总集。沈德潜通过编选《明诗别裁集》,构建起其复古诗学整体性的历史脉络,体现出"仰溯风雅",向儒家诗教传统回归的思想。《明诗别裁集》旨在通过"别裁伪体"以"亲风雅",树立其诗学思想的明诗批评旗帜。沈德潜对于明诗的定位是"陵宋跞元"。《明诗别裁集》以风雅之"正"来观照整个明代诗歌史,试图确立自《诗经》以来的儒家诗教传统,"明诗其复古也"代表了沈德潜对明代诗歌史的整体观念判断。同时,沈德潜也有意以"复古"作为主线和基调,通过编选《明诗别裁集》的具体批评实践,实现对明代诗歌史的重构。"复古"是沈德潜诗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其中既有其对明代七子派诗学的继承,又包容了对儒家风雅正统诗学观念的思考。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理论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论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含义:意象是意与象二者的结合;意象是一;意象俱无。进而从主体与世界诗的审美关系的凝结——情意物象之诗化融合的角度,由意象而把握中国诗歌——抒情诗的文体性质(纯体)。与英美意象主义诗学比较,Image着重在客观画面(意识中不同感性事物和经验的联想与呈现),而排斥主观情意的抒发;而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是意与象的凝结、冥合,最终达到意象俱无的境界,其中始终依赖情兴的融会力量。

从明诗选本看明代复古的诗学价值

明诗选本种类丰富,其选录方式及评论要点集中体现了编纂者的诗学思想。明代复古诗学影响深远,明诗选本在编纂复古派诗歌时,将其置于整个诗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并与其他诗歌流派作直接比较,从诗学地位、诗歌接受、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等几个方面对复古派进行归纳总结,进而阐述其存在的诗学价值,以此丰富复古派的诗学思想,拓展对复古派的研究空间。

《沧浪诗话》与明代复古诗学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元明清诗学影响深远,就明代复古诗学而言,其诗学建构和诗学演进动力都与《沧浪诗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包括,明人对《沧浪诗话》的评价呈现出由众口一词的称赞到有选择性的批评,对《沧浪诗话》的诗学理论由外到内、由局部到全面、由客观部分到主观部分有选择性的接受,对《沧浪诗话》中的关键性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最终确立明代复古诗学的理论架构。

岭南明诗选本中的复古诗学

明代岭南诗坛与复古派联系紧密。选本结合岭南明诗创作特色对复古派作出深入批评,并论述岭南诗坛在接受复古派创作手法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进而促使地方诗歌发展更为健康。选本还指出岭南诗坛对复古派的产生具有引领作用,而本地区不断出现的复古诗学大家和群体又为复古派持续繁荣拓展了空间。

“今文学”视阈下王闿运复古诗学的历史建构

作为晚清时期复古诗学的代表人物,王闿运在诗学的建构上是有其自身特点的。王闿运的复古诗学在不同于晚清既有复古诗学路径的前提下,不仅走了一条宗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发展向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王闿运的复古诗学以通经为起点,进而引出对"情"的阐发,再外化为"文"的形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善的以"治情"为核心的复古诗学体系。

王闿运诗学的复古抉择及其价值衡估

作为晚清"今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闿运在不分门户的经学研究中建立起了主"今文学"的学术价值体系,并且将通经致用和复古意识贯彻到了诗学领域。王闿运复古诗学的价值旨趣是以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为基准的;抛开既有成见,我们有必要对其诗学的现实意义作出适当的价值衡估。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诸理论及发展

明代复古主义由祈向诗歌美学高境,而推崇汉唐,讲求格调,在展示独特理论魅力的同时,何景明重视才情,已对其先天弱点有所修正;而面对明中叶新思潮的挑战,王世贞吸收作家才思真情自我个性等方面的内涵,突破固有的理论局限;胡应麟发掘兴象风神等汉唐诗歌品质,补充体格声调理论之不足;许学夷突出从“体”的中偏正变的历史考察、尤其各种“变”的环节与样态中,探求和分辨诗歌本乎天成、形迹俱融、风神超迈的根本性质。从而使复古主义成为一种突出诗歌内在特性研究而又比较圆融的诗学理论。

明代复古诗学与家族之关系——以王世贞家族为考察中心

明代后七子复古诗学思想的演进,与王世贞家族的诗学批评呈现出某种正相关性。就诗学论著的创作而言,《艺圃撷余》凝结了王世懋的诗学主张,在继承王世贞《艺苑卮言》诗论创作的基础上,一方面修正了王世贞的复古思想,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家族诗学体系的构建。就诗歌创作的继承而言,王士骐主动选择了叔父王世懋的自然诗风,而非父亲王世贞的复古诗风,表现出与复古思想的决裂,进一步实现了家族诗学思想的改造与革新。王世贞家族对复古诗学思想的接受,呈现出审慎辩证的动态变化过程,而王世贞对待复古思想的态度,始终与家族的诗学取向桴鼓相应。

方以智早期复古诗学观与晚明诗学思潮--以《博依集》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晚明社会的方以智以复古姿态融入晚明诗学浪潮中,其早期诗集《博依集》折射出自身复古诗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雏形。在创作中,方以智既昭示了复古立场,又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复古理论进行了丰富与拓展。同时,方以智对复古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建设,展现出了复古观念的新变。通过《博依集》对方以智早期的复古诗学观与晚明诗学思潮进行探讨,有利于推进方以智的个人研究,也有利于还原晚明诗坛的真实面貌。

从诗体古、近分流的角度看唐代复古诗学的发生

陈子昂及其复古诗学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不仅扭转了齐梁诗风在初唐诗坛的延续,并且重新恢复了汉魏晋宋的古体传统,对盛唐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诗学发展史上重要节点,之所以发生于武后朝时,并非陈子昂个人呼吁的结果,而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自永明新体诗产生以来,古、近两体分流而并存就成为了诗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至初唐时,虽然齐梁近体诗风已成为诗坛绝对的主流,但汉魏晋宋的古体传统仍然潜在地发挥着影响。直到龙朔年间,以“文体变场”为代表的诗坛新风气的出现,在逐步奠定近体诗规范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古体诗的衰微。因此,溯源于陈子昂的唐代复古诗学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发生并得以迅速发展,正是由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诗学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贞元宫廷诗歌活动及其诗学史意义

贞元宫廷诗歌活动是指以唐德宗为中心的宫廷诗人群体活动,多发生于时令节日,具有制度化、集体娱乐等特点。以权德舆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体活动是宫廷诗风的延伸,具有日常化、以诗为娱等特征。两种群体活动的发生,与贞元时期相对稳定的政局、帝王的提倡以及大历台阁诗人的影响密切相关。贞元宫廷诗人发扬了儒家诗学"化下"的一面,抛弃了"刺上"传统。在前人影响的焦虑之下,他们对诗歌之"丽"极度追求,实践和发展了"丽"的宫廷诗学。同时,宫廷诗学又与复古诗学形成二元对立,为诗学发展提供了动力。

开放诗世界的无限可能——袁宏道的诗歌语言观与中国诗学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容量的扩展是一个难题。诗歌体制成熟之后,语言也趋于凝固。明代复古诗学极力维护诗歌语言的雅正,排斥更新;性灵文学思潮冲击复古,语言观是关键。其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诗歌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追随复古理论,努力掌握经典唐诗模式。第二阶段意欲颠覆复古理念,打破诗歌语言限制,有混同诗与非诗语言的极端倾向。第三阶段尝试诗歌语言自由,寻求自然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此他重新体认诗学传统,进行各种试验,以求极尽变化的可能、超越难度的极限、任意驱遣语言。袁宏道使诗歌语言由封闭转向开放的努力,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引起更多重视。

李白“薄声律”本义与“将复古道”的诗学实践

李白在开元十五年后以鄙薄声律的姿态出现于盛唐诗坛,意在以"将复古道"为旗帜推行复古诗学理想。他对扭转当时拘忌声病的倾向,改变盛唐诗坛的品质,丰富诗歌创作的风格做出了具有诗史价值的贡献。对李白"薄声律"的诗学观应与其复古诗学实践结合起来考察,这对于揭示唐诗演变的关节,理解唐诗发展的成就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古学渐兴”与复古诗学的原初意义

从弘治十一年(1498)至正德二年(1507)是文学复古运动的早期阶段,所谓的茶陵派与复古派共同构筑了这一"古学渐兴"的黄金时代。从表象上看,复古派与茶陵派的分道扬镳是正德政治恶化——丁卯之变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分歧根植于李梦阳与李东阳在诗学理念上的微妙区别,只不过正德初年的政治危机使得诗学趋向与政治抉择绾结起来,也使得李梦阳诗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得以明晰地展现出来。李梦阳与徐祯卿等以汉魏古诗为典范,要求诗歌创作要"宣志而道和""因义抒情",其"考德以言"的诗学批评标准根源于明代社会的道德危机,体现了他们重塑明代士人精神的理想情怀。

王维桢《存笥稿》的文献价值

明代文学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主义思想独树一帜,反对萎靡的士风与文风。王维桢被誉为李梦阳的"接续",文学主张与李梦阳同趣,集中体现在其代表性著述《存笥稿》中。梳理其版本流传及内容,在其与当时士人的书信中发现他经世致用的关学品格、"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文法司马迁、诗法杜甫的诗学复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