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甓湖诗社及其诗学意义考论

清代乾隆初年创立于江苏高邮的甓湖诗社具有十分鲜明的诗学特色,也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诗学研讨性诗社。甓湖诗社的诗学理论有破有立,宏通包容,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诗风主张;其诗史观有意凸显儒家诗论,对历代浮靡衰苶的诗风予以诋斥,对继承儒家风雅比兴精神的诗人予以掖扬。对甓湖诗社的诗学理论构建与诗史论进行深入分析,可对清代诗社在诗学方面的特点有所了解,也可借此为拓展清代的诗社研究做一番尝试。

“游戏三昧”的禅学内涵与诗学意义

禅宗“游戏三昧”指禅定后精神上达到自由无碍的境界,具有无分别、圆满自足的美学意蕴。由于“游戏三昧”的禅风符合诗人追求心灵自由的审美理想,所以进入诗学理论,进而影响了诗人的创作态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构思上,“游戏三昧”促使诗人突破拘执,达到挥洒自如的境界;创作风格上,“游戏三昧”推动诗人形成自然无迹、浑然天成的诗风;表达上,“游戏三昧”促使诗歌语言逐渐幽默化和通俗化。由于“游戏三昧”的大自在境界与“不可凑泊”的诗境是相通的,“游戏三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喻指诗歌奥妙诀窍的重要诗学范畴。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郑珍对陶渊明的接受及其诗学意义

郑珍是清代宋诗派的主将,该诗派主张“祧唐祢宋”,基于这样的前见,后世学者多从“祧唐祢宋”来阐释郑珍的诗学取径,较多论及其与唐宋诗人的诗学关系,而他对宋诗派之外的取径往往被无意悬置或避而不谈。其实,跳出“祧唐祢宋”来看郑氏,会发现他对陶渊明的接受尤显重要,直接促进了其“质而有味、淡而弥真”诗歌风貌的形成。因此,他接受陶氏的诗学意义在于:一方面,陶氏为他的诗歌注入了应对苦难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陶氏不仅丰富了他的诗歌题材和风格,还促进其五言古诗走向成熟。此外,他的接受继续促进着陶诗在晚清的经典化。

“诗缘情”诗学意义新识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诗作为一种美感文学,除了其语言、形式之外,与应用的文学尚无明显的本质区别。虽然屈原的《惜诵》中已首出“抒情”一语,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序》中的为屈原“露才扬己”作了辩护,《诗大序》中也出现了“吟咏情性”之说,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已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但是对于“情”在诗中独特审美意义和价值,尚未成为诗人自觉的意识。要说“温柔敦厚”也是一种情感状态,具有“中和”之美的话,那也成了服庸政教功能的一种情感规范,《诗大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就将情感的审美指向半途截断了。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对情感进行审美的独特文体,从而使诗人在创作构思时获得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

穆旦“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自觉的诗学实践。他通过引入叙事性文类的叙事技巧,以小说化的人物视角、抒情主体的旁知眼光、戏剧性处境的营造等叙事手段,创造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抒情道路,使现代诗写作呈展现局面。其诗学意义在于,突破传统抒情境界的限制,拓展现代诗视域,穆旦使诗既成为时代的诗同时也是个人的诗。

读图时代视像媒介的诗学意义

纵观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一条越来越急促的递进轨迹十分清晰,从绘画到摄影,从电影到电视,从家庭影院到视频电话,从网络电视直到今日流行的"播客",我们当代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与消费的声像组成的"仿像时代"。网络化视像媒介成功地弥合了诗与画各自的不足,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数字化表意方式,使网络时代的跨媒介诗学成为可能。

支遁“理中之谈”及其诗学意义

支遁首次以"理中之谈"作为辨析名理的审美标准,并贯穿于文学创作中,对东晋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理中之谈"既产生于"即色游玄"的缘色证空的审美过程,又以"玄感不为"的审美心理为存在条件。从诗学发展上说,支遁融合玄释,将抽象之理引进诗歌创作之中,标志着东晋玄言诗的发展转向;圆融玄释、色空、二谛于山林物色的描写之中,追求色境与法境的统一,又标志着"山水佛教"的诞生,影响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和山水文学的勃兴。在审美范畴上,"理中之谈"与"象外之谈"、"神趣"说,构成了纵向的历史联系,既显现了东晋佛教美学的嬗变趋向,也显现了东晋以降诗学的嬗变趋向。

论陶诗的诗学意义——对冲淡诗美范型确立过程的考察

陶诗的诗学意义在于陶渊明创造了独特的冲淡诗美范型。这一诗美范型的确立有一个过程,晚唐司空图对陶诗的研究是关键。司空图之前的评陶、论陶大体属于陶诗风格的体认阶段;司空图依据陶诗以及与陶诗风格相近的王维、韦应物的诗歌,提出"冲淡"的诗美概念,使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想风格范型。司空图之后,苏东坡既评陶又和陶,一方面对陶诗之美有高度的概括和精细的辨析,深化了司空图的诗学理念;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对陶诗进行全面的赓和,使陶诗所代表的诗学理想落实为一种诗学实践精神。

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竹”意象及其诗学意义

"竹"是魏晋南北朝诗歌中一个常见的意象,它可以分为比德之竹、乐器之竹、闺怨之竹、隐逸之竹等四种类型。这一时期"竹"意象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包括玄学的影响、意象理论的出现、道教和佛教的兴起、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竹"意象体现在文学的自觉时代诗学转向的新特点。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竹意象及其诗学意义,有助于深入认识传统美学意象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机制,理解文艺发展与政治、哲学、宗教、经济等因素的复杂联系。

形象反映方式与艺术思维特质——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

形象反映方式与艺术思维特质———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王嘉良杂文作为一种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边缘文体”，对其作艺术本质的界定，至今依然是个严峻的命题。人们总是为鲁迅“专攻杂文”未能有更多“创作”而扼腕叹息，这叹息背后所集中反映的便是对杂文艺术本...

南宋“选体诗”的重新发现及其诗学意义

"选体诗"的重新被发现、重视是南宋诗坛的重要现象。江西诗派对于自身诗学的反思、"四灵"及其后学对于江西诗风的反拨以及理学家出于诗教的目的对于"选体诗"的推阐,都是这一现象的重要促成因素。其诗学意义则在于,其一,由于对"选体诗"的认识和学习,使南宋诗学对汉魏以来五言古体诗包括对偶、格律、用韵等在内的形式、体制的特点有了更为细致、深入和明晰的体会,其二,以此为基础,他们有可能对五言古体诗史作一通观的、系统的史的描述和梳理。

欧阳修的七律创作及其诗学意义

欧阳修七律共225首,约占其诗歌创作总数的四分之一。在诗文革新诗人中,欧阳修是七律创作数量比较大,比例亦比较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在内容上多写闲适细腻的日常生活情事;在艺术上,以平实流畅、质朴自然为主,又能整合杜甫七律及晚唐体、西昆体七律之长,发展了宋初王禹偁等人的白体七律,并影响到后来的苏辙、张耒等诗人,最终确立了北宋七律平易畅达的风格。欧阳修的七律诗风与其诗学思想密切相关,体现了诗文革新诗人在诗体学上的认知与理念。

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的诗学意义——兼论现代诗歌中的生命新形态

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是现代诗歌对都市文化的第一次体认和表现,它所概括的都市社会中的"动"与"力"的精神对现代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由此,现代诗歌中一种高扬、振奋、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得到了表现。

现实主义、诗学意义与人道主义——马克·吐温作品中印第安人意义研究

印第安人形象频繁出现在马克·吐温文学作品、书信和演讲中,凸显出吐温对印第安人态度的矛盾性。东方主义批评已经成为研究吐温对印第安人态度的主流批评话语,但它却难于涵盖吐温对印第安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同时也限制了吐温作品诗学意义的表达。把握殖民话语与人道主义之间张力的动态变化是解读吐温作品中印第安人意义的关键。

黄庭坚禅悦诗风的诗学意义

黄庭坚喜禅,使其人格品行平添保障,居官书《戒石铭》誉满天下,有"吏不悦,而民安之"的惠政,居世持学者式的公平公允而超然于党争之外;其诗之禅悦衷慕荆公又施敬东坡,禅行禅悦的"茶客"形象,吸引同辈人后来者氤氲成一种"诗社"氛围,恰便是诗发生的优渥前提;其诗学诗主张明晰而肯定,"夺胎换骨",谋篇得法,"点铁成金",锻炼有术,令初学新人可得门径,循法入室,诗学史上影响深远;立足于发展史审视,生机盎然的诗一经成"法",则必为"法"所囿,形成新的束缚局限,江西诗派所呈示的教益、教训正在这里。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诗学意义之比较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不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端,而且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论形态的诗学文本。“红楼”痴情,“人间”寸心,同系于叩开中国现代诗学之门。这是《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红楼梦评论》阐释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观,而《人间词话》所演绎的则是一种新的鉴赏批评标准,这是二者诗学意义的差别。

文本与接受:论《春秋左传集解》的诗学意义

《左传》因记载了大量引诗、赋诗的材料,使之既具有诗学文献学意义,也具有诗学阐释学意义;既可以从《诗》的文本上考察其历史语境意义;也可以从接受上考察其现实语境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恰恰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阐释《诗》的主要着眼点。杜预解《诗》,既注重语词训诂、章句辨析以及本事考索,试图在可能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又注重阐释引诗、赋诗的当下现实的语境意义,试图揭示《诗》接受生成意义的特殊性。"诗以言志"是其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情志合一"则又是其基本思想倾向。

"诗礼相成"的历史表现及诗学意义

"诗礼相成",作为历史的话语,最早见于《孔子家语》;作为历史事实,可从《诗经》的郊庙乐歌,燕赏乐歌和 变风变雅诗中找到根据。其诗学意义之深刻,一是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二是揭示了"诗可以群"的合聚力 量,三是揭示了诗歌创作的生命在于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