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诗学模式的审美缺陷及负面效应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核心。中国诗学一开始就因为儒家政治功利之心的强行介入而染上了道德教化的理性之光 ,成为政治诗学和哲性诗学的模式 ,表现出文学处于萌芽状态时期文学批评的幼稚性。孔子的美学观念和文体意识是模糊和游移的 ,而且他竭力回避“诗言志”的说法 ,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诗言志”的本体性 ,把《诗》混同于其它文献 ,以文献意识评判《诗》 ,根本就没有纯然的诗学阐释意识 ,其批评的样态也必然是泛文化的意义 ,诗学没有获得文学的独立地位。这种以其“仁”道观为哲学依据的诗美标准 ,规范了其诗歌批评的极端的道德功利主义性质 ,而走离了审美本体的意义。这种诗美观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强劲的负面影响 ,几乎成为一切文艺批评的根本准则,并内化为中国人稳定的美感心态。

诗学模式/阐释学模式: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读方法

在20世纪星汉灿烂、洪波涌起的文学批评中,阐释学是重要一翼,它处于文学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点,肩负着去故存新的天命。阐释学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重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从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古典阐释学向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的转捩,其余波至今不息。在此过程中,阐释学取得的进展多多,其中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作为一种解读方法,从诗学模式转向了阐释学模式。这两种解读模式的碰撞与转换,激发和推动了文学批评的观念生产、知识增长和理论建构,使得阐释学成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突出标志。

柏拉图与老子诗学言说模式之比较

柏拉图与老子诗学在言说模式上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相同点。就两者的差异性而言,柏拉图采用的是平等性的对话体模式,理性思辨色彩突出,而老子的言说则是说教型的独白模式,直觉体悟气息浓厚。尽管如此,两者却也存在相同之处,具体表现在文本中作者的缺席和论述中文学性元素的潜藏这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两种言说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为现今重建中国文论提供一些启示,即回归诗性地言说以及保持对话性思维。

2017年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概观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深受学者们关注。本文以2017年的研究内容为主线,综观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诗学问题的不同观点,拟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作一个较为全面的综述。

基于概念复合的戏剧认知诗学分析一般模式——以《伽利略传》为例

本文对Lene Brandt＆Per Aage Brandt模式提出了修正，并结合戏剧文体特点提出戏剧认知诗学分析一般模式。笔者应用该模式系统分析了《伽利略传》一剧特有的主、副文本多层次阐述结构、“再循环”网络及其互动，并结合核心人物伽利略的认知风格发展分析，澄清了以往评论者关于该剧人物塑造的争议。

诗人总在流放中——《诗篇·137》中的诗意与哀伤

本文研究的文学文本——《诗篇·137》——突显了语言中所'呈现'或'经验'的欲望和矛盾。这首诗表达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权力和抵抗的历史及文化经验,同时,本文也认为它洞察了个性的构成,以及主体性与言语、欲望与空间的复杂关系。在关于哀伤、匮乏和主体性的心理分析理论框架内,本文分析了这首诗的诗学模式,它运用该模式评价诗人的特定作用,也讨论了语言在主体性和文化构成中的一般地位。作为由比喻、意象和节奏等诗性语言织就的抒情诗艺术范例,这首诗使人联想起圣地/家园与流放之间概念的张力。它也强调了渴望与矛盾——它发生在当下发出的声音与记忆或想象中的故乡之间,这声音永远回响于恶劣的、流放的'此处'与理想的、总是无法实现的'彼处'之间。这首诗典型地体现了语言在主体性缺失状态中的作用,本文在讨论这一点的过程中认为,《诗篇·137》突出了诗人的创造,连接和综合的言说声音,但悖论的是,这些只能出现在被死亡和碎片阴霾笼罩的流放的山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