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王国维:中国现代两种诗学理性的生成

中国现代诗学有“实用”和“审美”两种理性,其雏形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代表。这两种理性的生成既有其特定的社会成因、文化转型背景以及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又有其个人身心气质和经历的原因。这两种诗学理性决定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状态。

不可再现的“体验”与“梦想”——“后理性”诗学沉思之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古典理性诗学衰微,“体验”与“梦想”作为“不可再现”的生命奥妙在诗学论域扩散、蔓延,导致后理性诗学的崛起。“体验”是生命的盘桓流连,归属于意义又流亡入时间,是存在的关联又是存在的断裂;“梦想”是超越、否定、流亡的精神力量,它建构而又消解,返本归根而又向上超越。

“本文诗学”论

本文诗学是寄予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思想,它是批评家对作家在本文中已经建立的隐含的诗学体系的理性归纳和逻辑呈现,是诗学的原初形态。本文诗学区别与理性诗学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从本文出发所建构的诗学理论,它源于本文、发现本文,提升本文。本文诗学在诗学建构的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巴赫金和海德格尔就是本文诗学建构的先行者。本文诗学的重提在理性诗学面临困境的今天提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恢复了诗学的诗性,另一方面又与理性诗学形成一种互补,构成当前诗学建构的双驾马车。

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

本文诗学作为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它是理性诗学的原初形态。在诗学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对本文诗学进行重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重视本文诗学的研究是走出诗学困境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的经典诗学质素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彰显了经典诗学的核心要素,对于文学研究及创作而言启示价值非同一般。王国维关注绽出的悲剧意识与良心不安的精神世界,推崇苦罪感和存在哀伤的临界体验,重视极限心象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心灵高度。《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核心质素关涉存在罪感与本真自由等经典诗学质素,其深层本质非涉中学与西学的立场,而是存在人类学的话题。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处在边缘的狂欢诗学——从巴赫金《拉伯雷研究》说起

《拉伯雷研究》一书中渗透着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思想。巴赫金漂泊的边缘人生活使他终生寻找、建构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对话的空间 :狂欢诗学。狂欢节生活、民间语言以及民间文化的边缘性是破译狂欢诗学之边缘品格的入口。中心与边缘在理性诗学与狂欢诗学的对立发展中共存与对话 ,这是巴赫金的现实关怀。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是批评家对创作者隐喻于文学文本中的创作诗学的逻辑归纳和理性概括。其反对理性诗学式的纯粹理性化,强调回归文学文本自身,恢复诗学的诗性思维;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法和兴辞诗学法重建诗学形态,以走出当下诗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

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当前诗学的哲学化倾向导致了理性诗学的严重危机,使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诗学是诗学建构的当务之急。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一方面可以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回归到文学自身。

文学理论:当前危机及其应对方式

当前文学理论的哲理化倾向导致了文学理论失去了解释文学的现实功能,因为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而与哲学结为了同盟。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文学理论出现了"失语"和"失效"的双重危机。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本文诗学是文学理论应对当前危机的一条可行道路。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的回归到文学自身。

文本实践与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重构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孕育了其内在的困境,即文学理论远离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而与哲学结为同盟,文论哲理化的倾向严重。而从诗学的演变规律来看,诗学的原初形态是从文学本文出发建构的本文诗学,因而返回本文自身就成为诗学走出困境的合法性道路,在这方面中西方的理论家已经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维柯、巴赫金、都从具体的文本中提炼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诗学思想,因而重建本文诗学在科学主义理性精神泛滥的今天提出非常重要,它一方面让诗学真正的回到文本自身,让诗学充满诗性,另一方面又与理性诗学形成一种互补,构成当前诗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的原刨之道

“诗学”即关于文学自身以及文学与文化之关系的本体解释或思想话语系统，是人对文学活动规律的内在把握，或文学理解的知识表达。“原初的诗学”，是创作者的想象与理性支配创作的内在诗学意识，是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和确定性的文本呈现出来的诗学。原初的诗学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

亚里士多德诗学归纳法的内在矛盾

亚里士多德诗学“归纳法”的自觉运用在汉语诗学解释中长期被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理性诗学”观念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完全归纳”的努力只是有助于对文学形成一种本质反思,但这种本质反思又不可能穷尽对希腊文学史的各种具体事实的归纳。因而,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方法的反思,应该选择另一种希腊诗学认知之路,即不断返回到希腊文学的“原初文本”中,并由“本文诗学”重构“新诗学”,从而形成对古希腊诗学的无穷归纳,建立新的诗学认知视角。

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思辨

中国传统译论深受儒、道、释思想的侵淫,具体表现为"个人经验"、"实践为中心"以及"直觉诗性体认"的内省式思维范式。就此而言,中国古代译论家关于翻译现象与本质的体味与思考不啻体现了一种人文和哲学的诗性关怀,其认知模式、研究方法、阐述形式以及术语表达,凡此等等,无不透示出古典文论影响的痕迹。鉴于此,认真梳理我国传统译论与儒、道、释文化以及古典文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哲学与诗学理性的"形而上"思辨方法贯穿于整个阐释过程,这一尝试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的长与短、巧与拙进行客观的考问,与此同时,这一取道也可望对文学作品中超乎语符的"味外之旨"的体认与再现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