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日卒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日卒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日卒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日卒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才女命穷”与“福慧双修”——清代江南才女的文学生态与诗学理想

闺秀诗学中“才女命穷”与传统诗学中“诗人薄命”的内涵及诗学意义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闺秀诗学中的“诗能穷人”并不是性别观照下的集体想象或文人书写方式,而是才女文学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但才女在“诗能穷人”的境遇中坚持创作,坚信“才即是福”“诗即是福”,并将“福慧双修”作为自己的诗学理想。清代江南数以千计的才女在充满穷愁的文学生态中践行着“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观,明知“诗能穷人”却勉力为之,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女性文学,更凸显了才女对自身生命价值与文学理想的执着追求,从而使闺秀诗学中的“穷而后工”更具有深刻的性别内涵与理论价值。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被质疑的诗”与“被质疑的人”——论郭小川诗学理想及多舛的诗学命运

郭小川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绩卓著的政治抒情诗人,引领过诗歌创作的潮流。然而,《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作品被认为偏离了文学规范,受到深深的质疑与严厉的批判。1959年之后遭到极端现实严重打击的郭小川,被强制回到文学规范轨道上来,政治命运和诗学命运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此后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开始转向,遵命写"革命的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诗歌才华被永远淹没,与他的诗学理想渐行渐远,直至生命的终结也没能实现创作上的再次辉煌。

张为《诗人主客图》的诗学理想及其意义

晚唐诗人张为在其诗选评论集《诗人主客图》中把中晚唐诗人78人分为“广大教化主”、“高古奥逸主”、“清奇雅正主”、“清奇僻苦主”、“博解宏拨主”、“瑰奇美丽主”六系和“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5等。这种评论法遭后世颇多非议,然而将其还原至当时的文化语境,透析其内容和形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本形式不仅蕴含着作者崇儒尚道的诗学理想,而且还传达出作者因政治抱负和理想不能够实现而转以参禅问道的事实。

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想

作为有独创性的评论家,钟嵘的文学观念和诗学理想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观念和理想,既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他自己。是他对时代精神、诗学传统、审美理想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

从《诗品》“曹植”条看钟嵘的诗学理想

《诗品》"曹植"条里包含了其诗学理想的一些重要方面,钟嵘以对曹植五言诗歌的理想化评价实现了他的部分诗学理想。钟嵘认为诗歌的本体应该以情为命脉,"情兼雅怨",将高雅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以悲为美的俗文学相融合;诗歌的体貌应该"风力"与"丹采"兼美,亦即把五言诗歌刚性的"质"与柔性的"文"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让"雅"与"怨"、"文"与"质"得到高度的统一;而具体到"雅怨"、"文质"内部,则可以发现钟嵘的诗歌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诗学理想建构与理性凝眸——论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价值取向

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构筑的乡土乌托邦不是现代社会的理想摹本,而是出自一种文人的诗学理想建构。他们对乡土中国的乡愁式回望,既体现了为现代社会重新寻找伦理法则的努力,也渗透着沉重的理性追问。

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与启示

(一)艾青诗学理想的主要内容:诗美是诗真、诗善的“外衣”,三者密不可分;诗美是诗人情感的闪灼与进射。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感情的真实是最主要的功能;诗美是一种完成的艺术。任何艺术美都必须是完成的艺术。(二)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及对当代诗坛的启示:它让中国新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和形式的单调,脱离了语言的陈腐、生涩和人工的雕琢,走向了口语化的道路,赋予诗以新的气息和内容,这正是我们当代诗坛应提倡和借鉴的,这样,当代诗歌才能改变被读者漠视的现象,才能走向民族的、大众的道路。

“尽美矣,又尽善也”新解--论魏微小说的美学风格与诗学理想

一、现代对传统的辨识与激活《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或其弟子门人在《论语》(1)里将“尽美”置于“尽善”之前,而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是“尽善尽美”。美与善是《论语》中极其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儒家将统治术艺术化的重要证词,两者之间的关系及顺序,于中国政治史、文艺思想史而言,皆非旁枝末节,对当世文艺思想,必有重要的启发。

心慕“神韵派” 诗多“杜陵篇”——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

郑观应的诗作多为"直记其事"的"杜陵篇",而非意在言外的神韵诗;郑观应的以书写"诗史"自命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他熟稔于心的"神韵派"诗论存在多重差异与对立,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郑观应在诗学观上的自相矛盾,只是凸显了艺术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差距。郑观应深知自己的诸多救世诗难称大雅之作,但出于"救国苦心",他还是要以诗的形式"大声疾呼",以达到启蒙醒世的功利目的。这正是少学老庄、"不愿封侯愿学仙"的郑观应的无奈,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本可自度,却不满足于自度,他还要救世度人;他本可唯美,却不甘于唯美,他还要以诗劝世。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救亡压倒了审美。也就是说,郑观应出于"为人生"的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他的诗学理想,其仁心侠义,足当诗侠之誉。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何其芳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

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本文从情感的物态化追求,抒情策略的环境化指向及意象的古典形态三个角度加以阐释,指出何其芳诗作对古典诗学理想做出现代重构。

叙事的限度与升华:重思当代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显然已经形成了叙事性一家独大的专制性局面,诗人们耽溺于叙事性的体制化书写而画地为牢,以至于不仅遗忘了诗歌的方法与本质中还应包含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甚至远离了崇高的诗歌精神和高远的诗学理想,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会让人感慨诗歌和诗学在我们时代的命运。诚然,我们时代诗学的危机并非独属于诗歌,而是和人的危机、文明的危机紧密相连,但澄清有关诗学的基本概念并反省它们在我们时代的应用还是必要的,也许最后我们会承认,诗学概念的具体应用虽然有其不同年代的特殊需要与针对性,但往往是有所局限甚至褊狭的。

《诗经世本古义》关于《诗经》学公案的检讨

《诗经》研究史中存在一些贯穿始终、聚讼纷然的公案,明季闽地学者何楷撰写《诗经世本古义》,对相关公案进行了新的推论。关于孔子删《诗》一说,何楷持赞成观点,并认为《诗经》寄寓孔子的礼乐观念。关于《诗序》的作者,何楷认为子夏完成《诗序》原始精神后,后世经师共同参与撰写,东汉卫宏为最终完成者。关于风、雅、颂的含义,何楷辨析,风为诸侯国民歌,雅为一种乐器,颂为讽诵之义,风、雅、颂是后人对《诗经》强加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何楷为诗歌确定作年、拟定诗旨并重新排序。虽然《诗经世本古义》有附会史实之嫌,但是流露出晚明士人借儒家经典挽救时弊的愿望,是晚明学界致用之风的表现。

抒情传统与儒家诗教的结合——王夫之《古诗评选》选诗评诗论

《古诗评选》是王夫之重要的诗学著作,选诗评诗,极具特色。在选诗方面,不仅诗人数量和诗歌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同时还收录了八位女诗人的诗作。《古诗评选》所选诗歌主要来自汉代及魏晋南北朝,这些诗歌承载了王夫之独特的诗学理想,其审美立场主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艺术特性同儒家诗教观的结合。

论初唐四杰的人格精神与唐诗刚健风格的形成

初唐四杰的人格品位与初唐宫廷诗人御用性不同 ,在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与他们自己独特的身世遭际中形成的健康的儒侠互补的人格精神 ,使他们具有崇尚雄词健笔的诗学理想 ,诗歌创作中把儒家的功名理想与任侠尚武的民间性结合起来 ,诗歌华彩而不伤气骨 ,有刚健之风 ,基本具有了盛唐之音的风格内涵 ,担当了引领唐诗走出了六朝低迷轻艳诗风低谷的重任。

谈林徽因诗歌的色彩艺术

林徽因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她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领域有着自己的一片灿烂天地。曾被胡适称赞为“一代才女”。是后期新月派濒临消亡时出现的另一朵奇葩。她的诗风虽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着新月派诗歌创作的整体风格，对爱与美执着追求；但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的诗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