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本文通过一系列诗学文献材料的分析,发现在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恪。这一桩至今未被人揭示的诗学公案,其意义绝无半点流俗恩怨,而是包含着本世纪诗学研究史中学术方法与趋向的重大信息,透过它可以看出本世纪诗学学术史中诗史派与理论派互为消长、主导潮流的关系,以及两派形成各自诗学范式及其互补的可能性。

俄罗斯文学“彼得堡—莫斯科”题材及诗学范式刍议

俄罗斯文学"彼得堡—莫斯科"题材是俄罗斯思想有关"现代性"思索的重要载体,是审美把握这两座城市文化编码的重要途径。它以鲜明的"俄罗斯化"特征,艺术地折射了300年来俄罗斯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关民族性与现代性、信仰与理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徘徊与选择。

俄罗斯文学圣徒题材的形象类别与诗学范式初探

由圣徒现象衍生出的圣徒题材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的众多题材类别中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它是集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蕴、宗教情结、道德理想于一身的艺术综合体。俄罗斯圣徒题材文学所负载的价值理想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审美矫正。它是人类在"现代性"危机中以价值理性对抗工具理性的重要精神资源。作为本题材文学外部表现形式的形象模式和结构模式,艺术地实现了俄罗斯民族追求上帝之真,荣耀上帝事业的伦理价值功能。

《读哀江南赋》和《琵琶引》所代表的诗学范式——兼论陈寅恪与钱钟书诗学范式之差异

陈寅恪通过《哀江南赋》和《琵琶引》系统阐述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体现了其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诗学范式。钱钟书的诗学范式是反对实证主义,他认为文学与历史应该分属各自的领域,文学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二者不应该等同起来。但是随着西方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隔阂将被打破,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学范式的互补与融合将成为可能。

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形象集群及诗学范式初探

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是俄罗斯思想有关＂现代性＂思索的艺术载体,是审美地探究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渠道。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知识分子既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建构者、又是它的载体和解构者。他们强烈的使命感、精英意识。对于道德伦理和美学的至高追求;他们在文化上的＂无根性＂以及极端主义都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历经坎坷。本文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对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进行整体观照,通过对几种形象集群的分类梳理,以及对各形象集群在主题层次、情节结构、形象模式等文本诗学范式的提炼,力求把握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的伦理价值和美学特质。

钱钟书诗学思考的语境与意义——读《管锥编·周易正义·乾》

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是思考钱钟书诗学思想的一个基点———对于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理解,必须关注钱氏诗学思想产生的时代。如此才能避免在理解钱氏思想过程中的鲁莽与灭裂。钱钟书诗学思想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对诗之为诗的强调即解诗必须立足于诗歌本身,但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开放性却是钱钟书的一贯追求。钱氏的诗学思考同时涉及了对“诗史互证”诗学范式和“阶级分析”诗学范式的反拨。但作为博雅型的学者,钱氏对于诗学思考诗意表达的追求以及个人过分的才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语言迷宫的产生,也部分误导了后学对其思想的理解。对于钱钟书的诗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是一个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如何与传统沟通的问题。

延安时期民歌改造的诗学阐释

在延安时期的“工农兵文艺”实践中，民歌改造是影响深远的一次“眼光向下”的先锋文艺实验运动，其在文学趣味、诗体样式、文本语言等三个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不仅在诗学伦理层面上对之前居于主流地位的诗学范式形成抵制之势，而且在西化与本土化、“诗性”与“歌性”等重大问题上，以对“本土”与“歌性”的倚重显现出异趣的诗学观而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另一种价值向度。

地方诗学与乡愁记忆

本期“双子星座”推出刚杰·索木东和童七两位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作品,他们以独特的地域风景和生存图景为基础,建构了独具地方色彩与民族特征的诗学范式。不同的是,基于两位诗人在民族、地域、年龄以及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建构了地方诗学与乡愁记忆书写的不同路径。刚杰·索木东是藏族诗人,他的《擀毡》组诗以绵密细腻的叙述,开了甘南藏族传统生活的诗意画卷。

钱钟书论韩愈

韩愈为中古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人物,钱氏秉其"以变为常"之文学史观,于文本细读之中,推知昌黎之双向接受,并进而体察昌黎为诗文转折关捩原因之所在,同时秉同情了解之态度,于昌黎言行之不合处作平情之论。钱氏论韩出以札记形式,故而形式略觉零散,但细味之,则系统而有条理与钱氏解诗之范式有本末并照之趣,可由此而知钱氏谈诗之"一以贯之"者,并可于钱氏之性情作玄想之体会。

当代诗歌中意义的逻辑:呈现与象征

如果说沈苇使用了复现的诗学,去捕捉事物的显现过程,古马则重新作用于事物的象征元素,使其成为我们视野中的事物,尤其成为看的方法。臧棣博学的隐喻不是在创造相似性,而是在制造词与物以及事物之间的隐喻距离。以196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的诗歌为例,可很好地展开对当代诗歌创造意义的不同的话语方式,即呈现、象征和话语的自我指涉等几种诗学范式的研讨。

电影《死亡诗社》中的诗学特征与功能分析

现代电影与文学确实存在着两种“错位”的纠集，即学电景北与电影批评的文学化。但电影《死亡诗社》却做到了二者的统一，统一的秘诀在于影片对白的诗学范式；这些引经据典的诗句为影片增添了非凡的诗学质量，避免了当代电影即时享受、思想乏力的消费观感；使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产生再阅读、再观视的本能冲动。

论平列式写景诗的渊源流变及其诗学意义

平列式写景诗源于南朝"体物"诗学范式与景物审美独立化风潮的交融,并最终成熟于杜甫绝句之中。相对于以主观性内容和连贯性结构为主的传统诗学范式而言,平列式写景诗所特有的客观化内容属性与主题统摄式扇形结构均是极有意义的创新与突破,它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主流诗学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古典诗史进程的内在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时间之外——王国维论宋诗

在王国维有限的关于宋诗的评述中,他对宋诗整体上评价不高,宋诗并不在他设定的文学史谱系之内。王国维如此持论的原因,或可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以康德、叔本华的天才观为思想标准,他认为宋诗非一流天才诗人所出,故难成好诗;(二)他认为宋诗是"羔雁之具",已成为"应酬"的工具,悖逆于审美无功利的则准;(三)立足于文体"始盛终衰"的观念,他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意识,认为宋诗因袭仿造、追求技巧而无新创,故无审美价值,当为宋词取代;(四)他认为宋诗不符合强调写"真情感""真景物"的"意境"标准。王国维以这些来自西方的思想为镜像,映照出宋诗诸多问题,宋诗在其视野内成为负面的存在,遗落于他基于西方观念而建构的文学史谱系之"外"。这些观念捆绑在一起,构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既塑形了王国维"真"文学的内在理路与逻辑起点,亦在其后影响着现代宋诗研究范式的形成,同时,也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产生着重要影响,成为审视、筛选、重构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组关键的观念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