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体之 以心验之——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方法论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方法论同时具备生命性和精神性两个维度,所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前者注重的是人的身体感官的生命感受,这是体验的"物性"基础;后者强调的是人的主观世界的精神参与,这是体验的"灵性"提升。本文不仅梳理和整合了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方法论的话语体系——"体味"、"妙悟"、"会心"和"涵泳"等,还细致分析了这一话语体系的直觉性、超越性和诗性的理解特征以及生命化和心灵化的阐释个性,最后又通过道家的"无思无虑"和儒家的"不学不虑"指出,真理和意义的获得是一种建立在生命实践基础上的心灵体悟的过程,任何逻辑的分析和思维的介入反而可能妨碍主体对"道"的接近。而这显然就是体验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渊源。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声解”小传统

在"歌诗""乐诗"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诗学形成了一种以"玩味声调"来解释诗歌的解诗理论。它强调"审音"不仅可以"观志"、"体味"与"传神",而且还可以"辨体",即从声音入手辨识诗歌的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此外,以声解诗与传统认同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声音这一特殊管道,学习者一方面可体会诗作的不同韵味和意义,另一方面可揣摩作品所包含的时代或个人风貌,为继承和发展某种诗风打下坚实基础。此种声解理论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小传统"。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论古典诗歌创作取向对接受方式的规定性——从诗学解释学的视域出发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对内容的制约使得诗人的创作原意很难完整贯彻,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总是逸出作者本意的阈限;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接受者如何读诗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作者如何写诗。不写尽、不写实、有所寓托、讲究活法、追求平淡,推崇含蓄乃至以言外之意作为终极审美理想,所有这些都激活了读者的理解力和创造性,赋予其参与文本二度创作的张力和空间,并导致"诗无达诂"式的解读成为诗歌文本接受的常态。不仅如此,由"诗无定形"到"诗无定解"也使得诗人、文本和读者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互动互生的整体,传统的创作论和接受论二元划分已经失去了本质的界线。

朱自清诗学解释对儒家诗学解释学的继承与发扬——以《古诗歌笺释三种》为例

朱自清除了文学创作外,也是一位严谨的学术研究者。他在古典文学研究、语文教育研究和新文学创作法研究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本文试从他的《古诗歌笺释三种》一书入手,分析他的诗学解释对儒家诗学解释学从形式、内容到解释方法等的继承与发扬。朱自清诗学解释是"析义为诗学之道",即努力在儒家诗学解释学的基础上,合理地借鉴西方解释学中的理论与方法,使得他的诗学解释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学习和借鉴价值。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神秘主义话语

从解释学的视域看,神秘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生命的诗意理解和诗性解释,是人类心灵运用直觉方式与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的对话和沟通。可以说,中国诗学解释学注重理解的整体性和内向性,崇尚阐释的空灵性和超越性,讲求创作和鉴赏过程中的神秘体验与直觉感悟等都与神秘主义话语的大量运用直接关联。

“妙悟”与“活参”——佛禅思想影响下的诗学解释学原则

从实质上看,"妙悟"与"活参"都是佛教禅宗提出的把握真如佛性即佛教最高真理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妙悟"强调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和过程的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直觉性特征,而"活参"则强调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和过程对佛教教义僵死理解的破除和摒弃。受"以禅喻诗"风气影响的中国古代诗论家将"妙悟"、"活参"的佛禅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实践结合起来,进而将其提升为重要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妙悟"与"活参"的诗学解释学原则不仅蕴含有极富民族特色和极有价值的文学解释学思想,而且与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也存在某种契合。

论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对话理解:以心会心

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理解所强调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不同,中国诗学解释学极具民族特色的对话理解方式却是建立在隐喻层面上的"以心会心"。这种独特的神交心会的理解模式不仅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心性、生命感和愉悦感,而且自身包涵了"心所同然"和"各有会心"两种理解的维度与向度。

律诗之妙 全在无字处——论诗歌空白与未定性的诗学解释学价值

诗歌的独特体制使之必须求助于无形的空白,让空白中包蕴的诸多未定因素去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变有限为无限,实现"以少总多"的表达效果和"化少为多"的接受效应。应该说,空白之于诗歌,不仅是其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谋篇布局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以虚无为本的道家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践,最终也必然成为连接创作、文本和接受的重要纽带。对于理解者来说,这些空白和未定处才是其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可以尽情施展的地方,诗歌文本的开放性至此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读者的多元理解也找到了可以无限生发的基地。

应之有近远 系乎感之有浅深——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深度理解祈向

与西方解释学将重心放在'why'的理论推阐上不同,中国诗学解释学把'how',即如何在具体的解读实践中做到更好的理解、完成读者对诗文本的深度追求作为关注的焦点。换言之,中国诗学解释学强调通过熟读、细读、深思、深求的要求,并辅之以亲历、亲证的行动,最终在深度理解的祈向中落实了'更好的理解'的思想与精神。

中国解释学的多向进路

15年前,在中国大陆,一些富有人文关怀而且眼光较为敏锐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探讨并创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经过越来越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促使解释学在中国学界渐渐“热”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而其中紧要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如何更加深入地发掘和提炼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丰富资源?如何探寻多向进路以使中国解释学的创建能够有力展开?为此,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刘继保先生的倡议和邀请之下,我们几位同道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很不成熟,但愿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广大学者进行新的讨论。(周光庆)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方式及其成因研究

中国诗学审美主义解释方式滥觞于先秦诸子,形成于魏晋六朝,到唐达至成熟,在宋诗话中定型为评喻结合、互证互补的诗性阐释。中国诗学认为逻辑推衍的抽象技术性解释反而可能窒息理解的生命性,当然更会压抑乃至湮灭诗歌的生命力。唯有“以诗解诗”,以审美主义的态度对待诗歌阐释,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理解者的审美冲动和生命力,也才能完好地保全和展现诗歌本身的美感与生命感。换言之,以诗性的方式去解诗,希冀读者能获得对诗歌文本和阐释文本的双重审美愉悦,正是审美主义多元阐释方式的特殊魅力和价值所在。当然,这些阐释特征与道家言意观的影响、诗论家的双重身份以及批评与阐释的非功利性等都有因果关联。

诗之用在我——论中西解释思想中的自我理解

在西方哲学解释学看来,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有多少个不同的自我,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自我理解。进一步讲,自我理解不是限定了理解的多样性而是加剧了理解的差异性。欲实现文本→他人→自我的理解路径,必须尽力祈向自我视域与作者视域、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的契通和融合,还必须注意到自我与文本的双向敞开以及自我视域的单向运动的特征。同样,中国诗学解释学也注重以"我"观诗,以"我"解诗,但在自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态度及方式上又与西方解释学有所不同。

中国诗学“从变”与“从义”阐释思想研究

从解释学的视域看,董仲舒的"从变从义"论可以说是中国诗学合法诠释实践的指导思想,正如他的"《诗》无达诂"话语经常被作为中国诗学多元解释论的总纲一样。始自汉儒或美或刺的比附说《诗》在中国诗学解释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自宋开启怀疑《诗序》政教说《诗》之合理性,倡导"以《诗》解《诗》"而不是"以《序》解《诗》"以来,董氏的"从变从义"阐释思想就一直在既不"离《诗》",亦不"执《诗》"的诗歌解释实践中被贯彻和坐实。

“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论中国诗学的情本位对审美理解与阐释的规定性

明人杨慎的“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提示我们,不仅作诗要从情开始,以情为本,解诗也应该始于情,本于情;情的模糊性和易变性给诗文本构建了巨大的活性阐释空间,中国诗学大量关于“以情为本”的理论阐述表明,对情的理解主要不是依赖理性的逻辑认知,而是建基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体验的个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我们对情的审美直觉不可能完全重合,读者对情的理解必然伴随着个人生活经验的联想。清季学者卢文弨的著名文学解释学话语“诗无定形”和“诗无定解”正是基于读者之情与诗人之情的差异性而提出的。因此,将情置于文学解释学的论域,我们发现,“以情解诗”比“以意解诗”更能彰显中国诗学以“诗无达诂”为总纲的多元审美理解与阐释的取向。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

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明代诗学“诗无达诂”多元解释思想和话语研究

论给明代诗学解释多元论输送思想营养、提供精神动因的还要首推王阳明心学。在解释学看来,主体心性的高扬必然使接受者的阐释信心倍增,使得接受者总是从自我视域去观照一切历史流传物,不再轻易依赖权威和他者的理解。当'《诗》为活物、《诗》维人所用、《诗》使人自悟、《诗》随触而自得、说《诗》者人自为说'都可以变为适用于一般诗歌的话语,那么'《诗》无达诂'在明人眼里自然就是'诗无达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