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朝野离立”背景下的诗学论争:沈德潜与厉鹗关系辨

沈德潜与厉鹗是雍乾时期在朝诗人与在野诗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清代诗史中"朝野离立"诗学特点的典型。沈德潜与厉鹗于雍正九年共入《西湖志》志局时相识,彼时二人诗学观虽有分歧,但相处融洽。随着乾隆年间沈德潜地位的不断提高,他开始公开指责厉鹗偏于宋调的创作方式,并最终通过《国朝诗别裁集》的评选,将厉鹗诗歌纳入自己宗唐的诗学体系。

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

唐代在君王奖掖、时人爱好的文学氛围下，表面上文学似乎获得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实则文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淡化乃至斯伤。本文旨在探讨杜甫如何藉由“诗学论争”的喧哗，破解“无声无臭”的窘境，进而引领唐代诗风。其一，恻隐之美与狂筒斐然——初唐官修史书所确立的诗文典范；其二，典范移转与诗学论争——从四杰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戏题剧论与大雅之作——杜甫的后继者与韩、白分流；其四，诗坛、诗选的杜诗定位与诗史的提出。本文由此厘清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评价与定位，及其对唐诗创作发展的意义与效应。

诗歌如何“民间”的两岸诗学论争

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过去在长年的隔绝中,各自以不同的步调与方式开展,文学也大抵如此。但若从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却不难发现两者在相异之中存在着相似的路径。其中最显著的,是战后的两岸都在压抑的文学氛围中出现了以"西方"为灵感来源的现代主义风潮,并在现代主义文学站稳脚跟并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随之激起另一波以"民间"、"口语"与"此时此地"为诉求的挑战。具体来说,大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民间写作论争"(1998-2000),以及台湾70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论战"(1972-1974),都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了近20年之后所激荡出来的关于诗歌语言与美学理念的意见交锋,同时也都是环绕在"中国/西方"、"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平民"、"晦涩/平易"的二元架构下展开的。

《中国新诗年鉴》的运作及其影响

《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出版引发了一场"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大论争,并且十余年来《中国新诗年鉴》系列选本以其强有力的运作介入诗歌发展现场,发挥着不小的影响力:1999年以后的诗歌发展潮流和诗坛格局,蓬勃兴旺的诗选活动,甚至许多诗学命题或论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年鉴》系列所引发的。对《年鉴》这套选本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文选活动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机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可能的作用和影响力。

1979:当代新诗多元化时代的肇始

由于思维惯性的影响,在'文革'结束后的较长时间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诗歌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依然显得非常单一,口号化、概念化、公式化情形比较严重。一些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作品,尤其是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只能以'地下'的方式悄悄流传,受众范围有限,影响不大。1979年,《诗刊》先后选发了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的作品,有些作品虽然是夹杂在大量其他作品之中,但很多诗人和读者还是由此发现,在流行的写作方式之外,新诗完全可以拥有另一幅更具有魅力的面孔。其后又发表了大量青年诗人的作品,新诗的多样化实验逐渐浮出水面,当代新诗的多元化发展由此起航,关于新诗发展的讨论和争鸣此起彼伏,引发了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一个多元化时代。因此,在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历程中,1979年这个年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