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本体或本体论:古典诗学话语的叙述法则

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主要是围绕着诗歌的创作与欣赏这条轴线构建起来的,而对诗歌的那些本源性问题,譬如何谓诗歌,诗歌源于哪里等问题基本上不予以直接处理。这一构成特征并非表明古代诗论家缺乏相关的本体意识,而是说中国诗歌的本体问题一直是与哲学上的“道”或“气”紧密相关。所以对此方面的叙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遵循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原则。这一特殊的思维方式意味着对古典诗学话语的理解与阐释,不能只着眼于字、词的表面,而应该深入到其深层的哲学结构中。基于这一理解,从理论叙说的层面把古典诗学话语奠基时期的构成形态分解、还原出来,从而说明古典诗学话语从其开始就是一种悬置本体(论)或者说有意识地虚化了逻辑源头的特殊构成体制。

儒家语言观及言语论——儒家诗学话语研究之一

儒家诗学话语是中国古代三种主要的话语形态 ,也是主流话语 ,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义生成、言说方式、诗学文本形态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切又源于儒家对语言和言语的认识。如此重大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却未见有人对此做出专门的分析。因此 ,应从儒家元典 (即通常所谓“十三经”)中仔细耙疏儒家元典对语言和言说的基本材料 ,并以 2 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语言的论述为参照 ,就儒家元典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价值及地位、言说原则。

朱熹《楚辞集注》诗学话语发微

朱熹《楚辞集注》诗学话语的言说方式灵活多样,包括:以序代论、以注代评、以篇目取舍和编排彰显诗学之价值取向及以考辩立说等;其诗学话语指向甚广,涵盖作家论、作品论和接受论;其理论意蕴丰富深刻:作家人品之评是其"文从道中流出"的诗学解读;作品情感之论是其"感物道情"与"以理节情"的二重性诗学审美;文章义理把握的接受之论蕴涵"涵泳"之说的诗学旨趣;其诗学话语与理学之渊源一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其理论意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言说的局限性。

“Diaspora”的汉译问题及流散诗学话语建构

流散文学及相关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显学。"diaspora"一词的汉译,在汉语传播语境中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以"流散、飞散、散居、离散"四种译法的使用居多、影响较大。比较而言,"流散"之译最妥:它继承了"Diaspora"的大写之译"大流散"、"流散社群",也符合希伯莱文、希腊文词源之意,具有历史继承性;"流/散"二字组合巧妙,体现了人类流散文化在历史时间上的延续性、地理文化空间上的延展性,也体现了流散研究学理、学缘上的传承性、逻辑性;在汉语文化传播语境中,"流散"之译使流散诗学理论话语建构获得了灵活性与学术张力。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的“思想形象”论略

“思想形象”是巴赫金复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也是构建他整个对话理论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源自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和重要理论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适性。透过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我们发现“思想形象”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可描绘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弄清“思想形象”特点和内涵,既有助于人们对陀氏小说的准确阅读,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实质。

膨胀与误读——西方诗学话语的汉化机制

20世纪初,西方诗学话语以急剧膨胀的姿态,冲击着已成强弩之末的古代汉语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取得了话语霸权地位。这种“膨胀”现象主要表现为“主义”横行与话语置换。就在西方诗学话语形式大行其道之时,其内在精神却被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有意识地进行了种种“误读”。站在汉语诗学的立场,这种“误读”是使西方诗学本土化的一种方式。西方诗学话语就在与这种本土化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自己的“汉化”历程。

李之仪诗学话语初探

李之仪是北宋一位曾与张耒、晁补之辈声名相颉颃的苏门文人。其《姑溪居士全集》中有一些颇有价值的论诗文字,一直没有引起论者的重视。我们将其论诗的片言只语整理归纳出来,称之为"诗学话语"。我们从诗歌价值取向"、清"美意识和具体诗艺探讨等三个方面对其诗学话语进行了初步研究。

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佛家话语

中国传统诗学与佛教互相影响、交互渗透 ,这一论断已为许多文章所证实。本文在这一结论基础上 ,着意探讨佛家话语对传统诗学话语的影响。作者认为佛家语言观引发了传统诗学话语对语言认识的突破 ;佛家语言观所衍生的独特言说方式又促使诗学话语言说策略发生了改变 ;“以禅喻诗”的批评方法使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及超语言批评方式 。

论吕进诗学话语的“诗话”特征

吕进的诗学话语体系中体现着鲜明的"诗话"特征,主要体现为以感悟为基础的诗性言说、象喻式批评的话语方式、类概念的范式策略、"以少总多"的学术笔法等几方面。这种"诗话"特征既赋予了吕进诗学话语独特的学术品位和理论个性,使他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也给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西文化互阐中的“无目的”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简论

该文坚持中西文化互阐的立场,揭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建构的真相:其“无目的”论诗学话语的建构就奠基在中西文化的比照参证之中。郭沫若在倡导文艺“无目的”的同时,并不反对文艺的功利性,有时甚至不惜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看起来两相矛盾,但实际上是郭沫若以“人格”为中介,强调个性人格的自然流露与社会性的自然转化,既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又不忽视文艺的特殊规律的结果。

形上之维:王蒙诗学话语的本体论意味

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启示下,中国当代诗学以"怎么写"的形式本体论视阈,将语言的生成与转换推向了诗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深入推动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当代转型和意义建构。兼有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多重角色和中国当代诗学主角身份的王蒙,立足"汉字性、书写性、文言性价值取向"的汉字本位和汉字多样精神文化生态基础,提出了文字的本源性,语言的神性、超验性和先验性和语言先于人生经验并限定人的思维等语言哲学神学诸多观念,并深刻阐释了字本位与音本位、汉字和拼音文字在抑制与宽容方言文化、思维方式及现代化等诗学语言内涵,对诗学语言作出了形上思考,确立并建构了诗学语言本体论立场和话语形态,从而深化拓展了当代中国诗学语言本体论研究,为在新世纪重建中国诗学提供了独到视角。

对话性:古代中国诗学话语的生产机制

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形态。如何认识这种话语的生成 ?本文主要从诗话的个体“闲谈”方式入手 ,揭示其内在所包含的多种对话形式 ,进而指出这种闲谈、对话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因素 ,即儒、释、道三者间的文化对话、互补、融合构成了中国诗学话语的生产机制。

先秦两汉诗学话语的价值规范

先秦两汉时期是诗学思想高度繁荣的时代,先秦两汉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起源。诗学在表达不同话语的价值倾向中隶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并形成了特定的话语规范;各派话语规则虽然阵线分明,有时又趋向兼融交合,呈现着某些共同的话语规范与特征;由此而形成后世诗学所遵循的潜规则原型乃至“共名”。其主要形式有言志话语、言情话语、言美话语。

评《<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刘占祥博士的《〈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专著,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进入现代性审美体验的“陌生化”——评杨向荣《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

近日，浙江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向荣教授的《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出版。该书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对陌生化诗学的理论批判维度和审美体验维度进行了深入地整理和分析，对齐美尔、奥尔特加、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比格尔、伯曼、布尔迪厄、弗里斯比等学者理论中的陌生化内蕴进行了全面考察，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现代性的陌生化诗学谱系，实现了一次陌生化诗学理论的“陌生化”。

拉康后精神分析理论与克里斯特瓦的诗学话语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特瓦运用后精神分析学拉康的理论进行理论体系建构,将拉康的镜象阶段、现实级与想象级等概念作为女性话语的前提,将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理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理论模式。克里斯特瓦在理论建立过程中,改造了拉康关于符号与记号、再现、阉割等范畴,为当代女性主义诗学话语开掘了源泉。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

向天渊博士的《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一书运用现代西方话语分析方法，借鉴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对1917—1937年之间的现代汉语诗学予以阐释，侧重从形式层面(即如何言说)对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生成机制与存在样态进行大致的梳理与概括，突破了仅仅从观念层面(即言说了什么)入手的研究模式，从话语主体、话语方式、话语文本、话语理路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给予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别开生面的描述与分析。该书是将比较文学阐发研究运用于现代汉语诗学领域的一次新尝试。

陈三立的两种诗学话语

陈三立在清末民国诗坛享有崇高的地位,其诗学理念中有两个重要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话语:"诗者,写忧之具"与"绵邈",前者强调诗的内容、主题和功能,后者偏重表达方式与效果,二者相辅相成。这两种诗学话语带有明显的私人体悟意味和强烈的个性色彩,与其所主张的"存已"思想一脉相承,它们既促成他的诗风面貌,也反映其诗风悲情而具"深""奥"的特质。陈三立清醒地忧伤,隐秘而委婉地低吟与排遣,最终成就一种诗歌与人生相互诠释的经典范式。

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

“陌生化”意为“使之陌生。它通过对日常语言及前在的文学语言和文本经验的偏离与违背,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前在经验不同的符号经验。它具有一种质的规定性: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

作为诗学话语借壳的“民间”:现代溯源及伦理反思

“民间”在20世纪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但“民间”并非自在自呈的对象,而是多种话语力量博弈和争夺的场域。现代话语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不断借壳于“民间”,因此,“民间”实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在现代话语假借挪用“民间”的过程中,“民间”被建构为学科领域(民俗学、民间文学)、新诗资源(歌谣作为新诗形式资源)、文学史分析框架(“民间的隐形结构”等)和一种诗学价值(“民间写作”)。“民间”逐步脱离其实体性,而转变成一种本质化的价值。无论是五四时代胡适、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等人,还是1990年代的“民间写作”,一种借助“透视法论证”“拟写与对冲”及“过滤与提纯”策略的独断性批评大行其道。重审20世纪这段“民间”话语史,意在反思文学批评的排他性,呼唤一种反思进化论思维,兼容多元价值的批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