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龙蜷虎卧几诗客”释

成都杜甫草堂大廨挂有一副婉致含蓄耐人寻味的对联。上联云:“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下联云:“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此联为清人顾复初所撰,由现代著名书法家邵章先生补书。顾复初,字子远,号幼耕。

唐代诗客曲子词述论

燕乐曲子歌辞起源于隋,而开始兴盛于唐。隋唐燕乐歌辞原声和始辞大都创制于民间,流传于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封建统治阶级不加重视,未予采录、隋唐两代并没有象汉代那样,根据“观风俗、知薄厚”的需要设立“乐府”一类专门的采诗机构。加之,天宝以后战乱迭起,燕乐始辞早就丧失殆尽,查不可追。好在词调创制之初,大率跟内容关系密切,不少词调名称就是题目,能够揭示出始辞的主题、《教坊记·曲名表》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民间词调最早、最丰富的纪录。《教坊记》的作者崔令钦,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官至著作郎。据作者所记。

小议《花间集》的“诗客曲子词”特性

《花间集》对民间曲子词过渡到文人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花间词”既有文人“长短句之诗”的文学性，又具有民间曲子词的娱乐性，欧阳炯提出“诗客曲子词”这一称谓正好揭示了这种特征。

《花间集》的诞生——基于后蜀初年伎乐建设及“诗客曲子词”创作的考察

《花间集》的编选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后蜀统治者的淫乐需求,也不可认为其与南朝“宫体”一脉相承。若将《花间集》的诞生置于后蜀初年(934—940)这一较为精确的历史坐标之中,可以发现,《花间集》裒集的历史契机是由于乐曲沦散,后蜀伎乐建设对新曲词产生迫切的需求。孟昶执政之初对前蜀王衍淫佚亡国的镜鉴,是《花间集叙》批评南朝“宫体”与“倡风”以及《花间集》编选尚雅黜俗的背景语境。唐季五代“诗客”词人并不被动迎合乐曲,而是敢于突破传统乐曲规定,积极创制新调。他们创作的声律谐婉、歌词精雅的“诗客曲子词”,强化了曲子词的文学性,提升了艳词的审美层次,满足了编选者对新型歌词的需要。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探微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一书的内容,历来被认为只是辨"淫诗"、"笙诗"二端,且持论多有偏颇,因而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毛氏此书在论辩"淫诗"、"笙诗"的过程中,涉及到中国《诗》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多有创见,其中有些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论

清人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在对中晚唐诗歌的精心遴选评点中,注重儒家传统观念基础上的理想人格,其张扬气骨,力矫颓俗;标举张贾,推尊五律;句评字勘,沿波讨源的选评特色,显示了选家岸然自异、独标宗旨的寒士人格。

清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的流传与版本考略

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是清代"高密诗派"的重要诗歌理论著作,问世后即广为传抄,后来多次刊刻,且出现刘大观、赵擢彤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这在清人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刘大观系统本,至少有四版,由于经过李怀民弟子王熙甫的增补整理以及宗澳的校正,无论内容、校勘,还是影响等,均是赵擢彤本所不及的。

徐礼节教授新著《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校注》简介

巢湖学院徐礼节教授新著《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于2022年6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该著是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李怀民与《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研究”主要成果之一,全两册,共计75万字。《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李怀民的唐诗选评著作,也是高密诗派的重要诗歌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李怀民的唐诗研究成果与高密诗派的诗学思想,在清代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从元稹《茶》诗看唐人茶俗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中的一句。这首诗是这样的: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憎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椀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全唐诗》423卷)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说的是什么呢?

独立苍茫自咏诗——谫论雪潇诗歌创作的两个新动向

雪潇的诗歌创作近年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写作了大量贴于博客的"博客诗",同时写作了大量的"题名诗"。他的博客诗任性、贪玩、不同流俗,极具元散曲以俗为美的世俗风调和以趣为主的诙谐风味,别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艺术魅力;雪潇的题名诗是他从姓名开始的"诗教"。雪潇的博客诗从俗主趣,善滑稽好谐谑,而他的"题名诗"重情尚趣,翻空造奇,出人意表,既表现出作者对诗歌的真爱,也形成了雪潇爱自己学生的独特方式。

李怀民中晚唐诗观与杨慎“晚唐诗二派”说

从李怀民的《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着眼,与杨慎"晚唐诗二派"说进行比较,探讨李怀民中晚唐诗"张、贾两派"说。

高密詩學的理論品格及其批評實踐

作爲清代自乾隆中葉一直綿延到晚清的地域性詩歌流派,高密詩派,始終是在對前人詩學的批判中深化,同時也是在與當代詩學的對話中展開的,其中不只包含着對王漁洋神韻詩學、沈德潛正統詩學、袁枚性靈詩學的揚棄,也包含了對明代以來山東格調詩學的繼承和改造。它通過《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對中唐詩歌的獨到發掘和把握,爲詩壇引入一種新的美學理想和藝術典範,并以縝密的批評为其師法路徑加以定位與拓展,以其平易近人的品格再度摇撼'詩必盛唐'的傳統壁壘,給乾隆後期到嘉、道之際的詩歌以有力的影響。

石说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岩石者,咬定青山外,立足天地中,或垒万仞之岗,似苍鹰耸身思狡兔,如神兽阻击凡鸟;或伏于百川灌河,成泾流之大,匿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其质不如金银,诗客筵中黄金盏,细丝缀得金缕衣;其贵不及美玉,雕栏玉砌陈晨露,蓝田日暖玉生烟。

再论《花间集序》——兼答李定广先生

“北里之娼风”不是指在南朝宫体影响下的民间唱曲之风；“雅”主要是指作品的内容、情调；“诗客曲子词”与“雅”之间无必然联系；“雅”也不只是词调的用字问题；“清”、“清绝”正因为被唐五代人广泛使用而成为审美标准；欧阳炯反对宫体未必就是反对《花间集》。

也谈《花间集序》的主旨

《花间集序》中所批评的对象是在宫体诗的艳情色彩影响下,北里娼妓口中所唱出的,产生于坊曲里巷乐工妓女之手的歌辞。"言之不文"是说其没有文采,"秀而不实"是指处于词体初期阶段,还未成熟。花间集序的主旨是通过对歌辞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勾勒和描述来为花间词寻找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认为花间词要继承的是歌辞文采上的精美,音乐上的和律,功能上的娱乐性;要创新的是用相对文雅的文人词来对鄙俗的市井之词进行"雅化",这种雅化是相对的,是进士文化和市井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从单纯的"娱宾"到"娱宾"、"遣兴"并存的转变。

历代编辑列传(十八) 赵崇祚(生当10世纪)

自居易《与元九书》认为:创作要反映时代,“文章合为时而著”。编辑工作也必须分析和预见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掌握当代的热点,提供现时的成果。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花间集》。

禅宗与宋代江西作家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结束之后,宋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个以江西作家为领袖与主体的诗派大规模崛起,形成了“要知诗客参江西,正似禅客参曹溪”的蓬勃局面。一个文学运动的成功,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起,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都有个基本点,这就是必须顺应时代的思潮。自北宋中后期起,江西文人便开始接受禅宗思想的渗透,从而使他们的诗论与创作,都从根本上迎合了儒道释三教融合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