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诗宴的来源及其仪式

在初唐、盛唐之时,皇帝在重阳节经常带领近臣一起登高赋诗、饮菊酒,这时重阳节活动的中心是登高,而不是宴集。降至中唐,难以再看到皇帝登高的记载。唐德宗时,把九月九日和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一起列为官方节日,在曲江赐宴群臣并赋诗,以粉饰天下太平的景象。此后,在日本嵯峨天皇时期,在菅原清公等遣唐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唐风改革,而重阳诗宴也开始在日本兴起。嵯峨天皇慕唐之心十分炽烈,他开启的重阳诗宴与唐德宗时的重阳诗宴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嵯峨天皇重阳诗宴的模范很可能是唐朝官方的重阳诗宴。

杜甫与“杜甫诗宴”的研究设计

本文从杜诗"诗酒"与"诗筵"角度入手进行研读与赏析,发现杜诗里不但有一股浓烈的酒香,还有许多美食的描述和记录。为此,笔者在研读杜诗的基础上,以唐时御席、华筵以及民间清宴、家宴等席谱为线索,并根据西蜀饮食文化特色和古今宴席特点,与川中有名川菜烹饪大师合作,再现杜诗中当年的美味佳肴,最终探索与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杜甫诗宴"。

从《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来看日本的汉诗外交

8世纪初,日本权臣长屋王于宅邸设宴为新罗使节饯行。宴会上众人所作《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是研究日本与新罗汉诗外交的宝贵资料。宴会参与者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汉诗创作能力,熟悉新罗的风土人情。《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的内容表明宴会的氛围融洽、关系亲睦友好,但部分汉诗鲜明地宣扬日本的宗主国地位,强烈地表现出日本的“小中华”意识。日本开展的汉诗外交生动彰显出汉诗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

《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

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

鹿鸣宴曾在唐至清代的科举和教育文化体系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主要是为得解举子饯行、励志的北宋,鹿鸣宴还相对普及;南宋则更多地强调鹿鸣宴古礼仪制和政教功能的恢复,缺少改造和更新,其繁文缛节又加重了地方的经济负担,使之难以为继,故几成废礼。现存宋人鹿鸣宴诗总体成就不高,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鹿鸣宴诗尚有阅读的价值。

“燕礼”的还原与《诗经》中的宴饮诗

在礼乐制度下 ,《诗》乐是作为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而存在的 ,尤其是浸润了礼乐文明的宴饮诗 ,更是在与燕礼相互印证的过程中凸显了礼乐文明精神。考察宴饮诗 ,必了解燕礼。在燕礼的程式、成礼的环节、礼器的运用、乐舞的编排中 ,一以贯之、分明可见的是严整的等级化的礼仪。随着礼仪逐步的制度化、系统化 ,除了强调等级制森严不可逾越这种稳定政治秩序的功利目的外 ,礼乐文明的精神也在其外在活动形式中得到表达。

“夸富宴”与《诗经》中的宴饮诗

"夸富宴"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在馈赠的背后,隐藏着交换的动机和保证交换得以顺利实现的暴力机制。它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诸多领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也存在"夸富宴"这一习俗,《诗经》中的宴饮诗便与"夸富宴"有直接的联系。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左传》中饮食活动及宴饮诗研究

《左传》中载述的饮食活动往往与祭祀、农事、亲私故旧、习射及投壶、使臣行聘、犒师慰军等关系密切,这些饮食活动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当时中国饮食文化复杂性、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在一些特定的宴饮活动中,人们通过吟诗的方式表情达意,这些在宴饮过程中吟唱的宴饮诗,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现象,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宴饮诗中的民俗文化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档案汇编，内容丰富，包含有农事诗，怨刺诗，爱情诗，战争诗，祭租颂歌和周族史诗等，是我们研究周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宴饮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描写君臣上下、同宗近族、亲朋好友之间欢聚宴享的诗歌，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记载了时人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了解当时饮食民俗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档案，不仅生动地展示了西周时期丰盛的酒食，更深刻地体现了饮食中虔诚的祭祀，丰富的娱乐风俗。

谢灵运对平安时代诗宴的影响

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中,诗宴是一项重要的社交仪式,且举办时必写有诗序。在平安朝的诗序中,主办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皆被看作构成理想诗宴的要素而得以重视。本文指出了前述五要素亦见于《文选》所收的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并进一步探讨了谢灵运对当时日本诗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杜甫宴乐诗的悲美风格及其成因

杜甫诗中涉及欢宴游赏之乐的宴乐诗呈现悲美的风格特征,即使是安史之乱之前本该极尽欢娱之作亦是如此。究其原因,汉代以来宴饮音乐的"尚悲"审美传统使审美客体——宴乐本身即具有悲的特质。忧患意识使杜甫察觉社会繁荣背后的危机:百姓不堪重负;科举制度名存实亡;奸臣把持朝政,从而使审美主体——杜甫具有悲的心理结构。"悲"是杜甫与宴乐发生共鸣的契合点,由此而形成杜甫宴乐诗的悲美风格。

浅析《诗经》中的宴饮诗

《诗经》中的宴饮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世情。从宴饮诗的内容展开,通过君臣上下、同宗近亲等间的聚会宴饮,对《诗经》的宴饮诗进行了比较与分类,将其分成祭祀宴饮和世俗宴饮两大类,并从宗亲、礼乐和道德三个方面分析了宴饮诗的政治文化意蕴。

《小雅》宴飨诗

《小雅》宴飨诗的篇目共有三类:天子宴会诸侯的诗,表达了强化宗法血缘关系,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宴兄弟朋友的诗,用来增强联络亲朋之间的情感,同时又寄寓了政治意义;宴会场合中的通用诗歌,与前两类诗的功能没有原则区别。宴飨诗是礼乐文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强和维护了宗法统治。

《诗经》宴饮诗与周代宴饮礼俗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宴饮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认识《诗经》宴饮诗,对其中礼俗及其蕴意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在此将以宴饮食物、宴饮食器、宴饮礼节等为媒介来探究周代的宴饮礼俗及其产生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诗经》宴饮诗与西方古代相关抒情诗的考略

宴饮诗是《诗经》中的一个门类,是上古时期人们生活和礼乐制度的体现。西方以及东方的其他国家在诗歌中有宴饮场面的描写,却很少有专门的宴饮诗。文章从《诗经》宴饮诗与西方及东方相关的古代抒情诗的比较入手,试图探讨出东西方在典章制度和思维观念上的文化差异。

论建安宴饮诗的功能——兼与《诗经》宴饮诗比较

建安宴饮诗延续了《诗经》宴饮诗承载礼乐文化的功用,并呈现了一种"雅士"文化;另外,建安宴饮诗还继承了《诗经》宴饮诗沟通上下、促进向心力生成的功能,但这种向心力的情感基础与《诗经》有别。

论《诗·小雅》中宴饮诗与周人的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是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诗经》的编纂与流传,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关《诗》与史、与政教的关系,在前人的著述中不下百十种。《诗》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礼教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保存了周人生活的各个画面,成为后人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诗经》宴饮诗中的“燕礼”仪节探析

《诗经》中的宴饮诗原是燕礼、乡饮酒礼等典礼上的演唱用诗,它们生动再现了燕礼的仪节,属周代礼乐文化系统。仪节是礼的表现方式,参照"三礼"等典籍,探究宴饮诗中所反映的燕礼仪节,尤其是其中的"舞"、"酬币"、"养老乞言"等经无明文的礼节,可以揭示出宴饮诗的礼乐性质及其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