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军旅诗人朱建信的诗情诗思和诗家语

军旅诗人朱建信大大突破了关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理解,他的诗作彰显了独出心裁,乃至出人意料的深邃新颖的情思。他的独出心裁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来自“长期积累,一朝得之”的灵感,又在灵感的基础上加以精益求精的构思。由于诗情诗思不同于日常情思,因此传达这种诗情诗思的“诗家语”也不同于日常语言,而显得陌生化。朱建信的佳作善于处理灵感和构思的关系,也善于掌握语言陌生化和亲切化之间的平衡。但偶尔也有以构思代替灵感的情况,致使个别作品缺少灵气。

读懂诗家语——高中古诗词里的句法认知

古诗词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同其他文学品类相比较而言,语言更具特点,我国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将诗歌语言称作“诗家语”,这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在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中,选编有不少经典的古诗词,这些作品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无论是从语言视角来看,还是从文化视角来看,均有着极强的鉴赏价值。本文基于读懂诗家语视角,着重分析和探讨高中语文古诗词里的特殊句法,并分享一个实际教学案例。

政治动荡中的唐代诗人——谈国家遭遇与诗家遭遇的同背律

清人赵翼有言"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这"诗家之幸"仅是多有可写现实题材的幸遇,而为此幸遇所付岀的往往却是亲自遭遇的各种不幸。诗家所遭遇的这种题材幸遇与切身不幸,在中外古今的历史矛盾丛生的时代屡有所见。而在诗家众多的唐代诗史上,由于武氏集团乱国、安史之乱为害、永贞革新失败、宧官专权悮国、牛李党争等造成的国家不幸,也使许多诗人遭受了很多不幸。

朝鲜诗家对清初明遗民诗的接受与评论

朝鲜诗家对清初明遗民诗的积极接受与评论源于其尊周思明的文化心态。朝鲜诗家辑录了大量的明遗民诗,对其主题、风格、成就持赞赏态度,并以诗歌创作相呼应,为全面了解、研究明遗民诗提供了域外视角。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闻一多与中国新诗同人诗家比较研究

虽然徐志摩和闻一多都是格律诗派同人中的耀眼明星,但若和闻一多的爱国诗相比,显然屈居其后。比较闻一多和郭沫若二人诗作,郭诗犹如伏牛秦岭,虽虎踞龙盘巍峨壮观,但尚需雕琢。闻诗虽然没有这么大气势,但却像一座别墅群,钟灵毓秀精致美观。比较李金发的《微雨》和闻一多的《死水》,无论思想抑或艺术均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根据闻一多很多诗的象征意蕴,认为其囊括自由、格律和象征三派特色亦不无道理。作为承前启后的诗人,有些模仿闻诗者很难达到他诗作高度,是因为如胡适倡导新诗只学到美国意象诗派皮毛一样,却没有把握诗之真精神而缺乏艺术功力缘故。闻一多不仅在格律诗派中具有最高地位,在格律、自由和象征三派中具有最高地位也毋庸置疑。

诗家语言与佛家语言

诗家语言追求“韵味”的审美传统是与佛家语言观的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诗家语言向佛家语言的渗透 ,使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语言具有较强的审美意味 ,并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 ,主要表现在诗偈与公案两个方面。而佛家“不在文字、不离文字”的语言观渗向诗歌 ,则奠定了古代中国诗歌语言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审美传统。“韵味”等传统诗学理论可谓诗禅表达方式的共通点在理论上的凝结 。

“诗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野草》与屈原《离骚》比较研究

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屈骚情结"。尤其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野草》创作期间,屈原及其《离骚》对于鲁迅更是他苦痛灵魂的某种寄托。屈原《离骚》对鲁迅《野草》创作的启示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情感基调上,《离骚》的"发愤以抒情"与《野草》的"苦闷的象征"在精神上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第二,在作品的结构上,《野草》与《离骚》,一个托意于梦境,一个凭借着神游,二者在"幻境"的制造上也有着惊人的一致;第三,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上,《野草》与《离骚》,都在各自的时代,对传统的诗歌形式进行革命性的改造。鲁迅的《野草》,无论是在无意识的情感基调上,在梦幻式的诗歌结构上,还是在以诉诸视觉为主的散文诗形式上,都是对于屈原《离骚》精神和艺术的继承和超越。《野草》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诗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朝鲜诗家梁庆遇论杜诗

杜甫在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朝鲜诗家竞相论评的对象。梁庆遇论述了杜诗的扇对格与重押韵、杜诗的用字喜好,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注释,也探讨了杜诗对朝鲜诗人的影响,体现出了较高的审美鉴赏力,是对中国杜诗研究的有益补充。

“诗家律令”——“选体”三论

选体含义较复杂 ,首先 ,体裁上 ,选体与乐府、歌行、律绝是并列的概念。由于地位崇高 ,它几乎成了五言古诗的代名词 ,成为诗家创作五古的律令。其次 ,风格上 ,选体有典雅、翰藻、新创三个主要特征。再次 ,选体接续风骚 ,历跨汉魏、晋宋、齐梁。因此 ,后世学选体者主要分为汉魏、元嘉两派。至明代则衍变为汉魏盛唐派 (前后七子派 )与六朝初唐派 (杨慎等 )的斗争。从选体切入 ,或许有助于理解某些文学现象。

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瀷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分析《八哀诗》;对杜诗词语的考释、辨析,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更见杜诗风神。这些论析颇具特色与价值,是中国杜甫研究的补充和丰富。与此同时,不仅促进了杜诗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而且为杜诗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域外的杜诗评视角。

朝鲜诗家论《皇华集》

《皇华集》是朝鲜政府刊刻的中国使臣和朝鲜文臣互相酬唱的诗文集,是中朝政治、文化交流的产物。当时,朝鲜诗家出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巨大压力,对中国使臣及其诗文有褒无贬,以示其"事大之诚"。事后,一些诗家则能客观地指出中国使臣及其诗文的优缺点,这既说明他们的批评态度客观理性,也体现了他们的鉴赏能力之提高。

朝鲜诗家对中国诗歌风格的论述

唐代社会是诗歌发展繁华的鼎盛时期,诗歌风格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气象。一衣带水的朝鲜国的诗家们对众彩纷呈的唐诗风格也展开了评价。唐诗的"从容闲雅"、"温厚渊澹"、"和平悠远"含义隽永,陈子昂、苏源明之典雅,元结之毅,李观之伟,卢仝之严遂,孟郊、樊宗师之清苦,张籍之富,白居易之放描绘了清切、温润、雄健、高古、森严、华丽六种诗风的表现状态第一层是"清",第二层是"奇"、"健",第三层是"险"、"怪"、"沉著"、"

论《诗家直说》的审美理想

我国明代诗人谢榛,在60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在广泛的交游论争中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诗见解,论著《诗家直说》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诗歌美学理想。谢榛特别强调诗歌要气象浑成,努力追求自然全美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要表现真情,反对拙劣的模拟和矫饰造作;诗歌意象要外射张力,追求艺术与世界浑融互渗的美妙境界,表现出中国诗学的鲜明民族特色。

试说诗家夏仁虎并略及其词作与骈散文

夏仁虎是清末的京官,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同时在国学方面、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文学创作以诗词为主。本文认为夏词受延巳词和白石词的影响较深,词风接近婉约派。夏诗成就则更大于夏词。夏诗宗陶,但他欣赏的是渊明诗的以真医俗。本文认为"真"即"本色",也即夏诗的最大特点。夏诗宗陶却不是求雅,其主流反而是不离现实,接近生活的。夏诗形式多样,题材不拘,而深重的爱国忧民思想和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夏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

“诗家三李”说考论

本文从作家本人创作和诗歌接受史两方面对“诗家三李”说进行探讨。“三李”说并非始于毛泽东。“三李”创作任主观 ,富文采 ,宗屈原 ,多比兴 ,有其共通的方面。从晚唐五代到清代 ,由“三李”中两两并提 ,到明确提出“三李”之说 ,并得到认同 ,这一过程是与诗学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在现代思想文化背景下接受“三李”的。“三李”的创作及其接受史是一个丰富的、演绎不尽的话题。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朝鲜诗家李(氵翼)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氵翼)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氵翼)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氵翼)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氵翼)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氵翼)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氵翼)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