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建构与意义生成——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

"诗性传统"是一种基于文学"诗性"观念提出的整合性观点,认为现代小说呈现出的"诗性"特征,不仅说明文学"诗性"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的稳定性、长期性和经典化现象,而且对于现代小说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的生成衍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在文化整合意义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论题,也就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以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壮族诗性传统的生成空间与传承语境

壮族诗性传统始终寄寓在特定的文化空间之中,壮族不同乡镇、不同县域和不同壮语方言文化区的不同壮族支系传承着不尽相同的歌咏习俗,形成相对统一而又各有地域特色的民歌文化和诗性传统,并不存在超越壮族各区域文化的形神统一的诗性传统。另外,随着壮族社会历史的演进,壮族诗性文化的传承语境不断发生变化,壮族人口的迁徙,壮族诗性文化空间也会发生位移。政治力量的干预和传播媒介的更新,也对壮族民歌文化的传承语境起到重要的制衡作用。

五四现代小说诗性传统的续接与重建

五四现代小说对民族诗性传统的续接与重建,提升了现代小说的艺术境界与艺术水准,促进了现代小说的成熟。而续接与重建的资源既有本民族的也有国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小说的独立民主、批评抗争与救亡图存等启蒙精神,正是对诗性精神的续接与重建。而对小说艺术美感和语言诗性韵味的逐渐重视,以及主体意识的增强所带来的叙事模式的转变,均在形式方面促进了五四小说对诗性传统的续接与重建。

清末民初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中断与续接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小说界革命"的展开,小说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者;随着新小说的大量创作,诗歌为主体的抒情文学受到冷落;加上新小说对写实主义的过度推崇,直接导致了民族文学诗性传统的中断;西方启蒙思潮对国人时间观念的改变,成为新小说诗性传统中断的深层文化根源。而清末民初文人骨子里对诗性传统的眷恋、新小说对诗性形式的审美追求及其以"文字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诗性传统进行了续接。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中断与续接呈现出承前启后的过度特色,这既为五四现代汉语小说的诗性生成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中国诗性传统与现代汉语小说的融合揭开了序幕。

崇阳《双合莲》的自由抗争与诗性传统

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是崇阳人自由价值观和诗歌传唱习性的经典呈现,强调了崇阳人对自由的文化认同这一核心品质。《双合莲》多变的叙述视角和表演性的语言,传承了中国民歌的传统叙事手法。男女主人公绝不妥协的气节与献身的悲壮,反映了崇阳地区的民俗风情及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

情感表达与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

以歌代言的壮族诗性传统的传承主体以丰沛的情感表达对宇宙、天地、山川以及圣灵的崇敬之情,也通过民歌演唱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壮族歌者心之所系、情之所寄、梦之所萦、魂之所牵和灵之所托,皆同他们的心灵感悟和情感表达密切相关,他们的情感生活实乃壮族诗性传统得以传承与延续的人文根基。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壮族民歌习俗的保护与传承,应当涵容世世代代壮民族的情感体验和壮阔情怀,通过体悟壮族的情感世界,探索壮族诗性传统的传承,领悟壮族诗性传统的文化内涵和核心精神,感知壮族诗性传统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与心灵寄托的文化智慧,唤醒日趋淡漠的诗性文化记忆,铭记壮族经历过的欢乐与忧伤,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建立起符合天地人伦本性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悟与表达机制,凝聚民族复兴的文化源泉。

论壮族诗性传统的生成与演化

人类审美感知的衍生、民族文化演进历史、诗性主体生命旅程及文化时序变迁直接制约着诗性传统的生成与演化。壮族诗性传统的萌生与人类进化历程相对应,其演进历经先秦时期的仓吾瓯骆时代、秦汉至唐宋的乌浒俚僚时代、元明清时期的俍僮时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壮族时代。壮族社会文化和娱乐习俗的变迁则更直接制约着壮族诗性传统的更新与变革,壮族民众的人生旅程也同样凝集着不同意蕴的诗性体验。

文化边陲视域下中国电影诗性传统的现代性样式

'边陲美学'作为文化边陲视域下中国电影诗性传统的现代性呈现,秉承诗性传统的民族属性与民族认同,在电影工业体系西化的图景中,立足传统,从古代艺术线性一律的叙事特征中寻求构建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样貌。这种文化主体性特征有助于电影民族语言的身份输出,构筑出了在长镜头美学的线性叙事中逐步形成的,以诗性传统为特征的中国电影。由此,本文以长镜头美学演绎框定的电影景观和文化坐标,以文化边陲的纬度呈现出中国电影特有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生成。从而试图探寻中国电影史的现代性进阶,也在中国电影民族工业体系的建构中寻访电影学的维度。

传统诗性文化对本土体育休闲意识与方式的影响

对诗性与休闲的文化同根现象、体育休闲的本土诗性文化特质进行分析,揭示诗性审美价值和地域差异对本土体育休闲意识和参与方式的影响机制。认为:本土体育休闲参与者应脱离定性、职业思维,尊重自我休闲思维的悖常性;对本土体育休闲整体规划时,应在重视体育休闲普遍性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研究;积极推动传统诗性文化在休闲体育项目统筹安排与组织管理中的运用,以传统的诗性文化思维培育、引领人们的体育休闲意识与参与方式。

论闻一多的诗性批评

诗性批评是诗性思维支配下的文学审美批评活动。诗性批评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分析型批评,诗性批评通过对事物形象性的、情感体验性的熔铸,以象征、比喻的言说方式来表达批评家对文本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的主观印象。诗性批评的精神思维的核心,就是体验性、感悟性和主观性。其形成了"寓理于物"、"寓理于情"的批评特征,也由此导致所表达的思想观念的模糊性、多义性。诗性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的主要方式。而闻一多的诗性批评有其特点:它既是在西方现代多学科视角下的审美观照,又是对中国诗性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延伸。

古希腊悲剧中的诗性精神分析

从诗性主体的审美意识结构角度探求代表西方诗性传统的古希腊悲剧其中辩证的诗性精神,古希腊悲剧中的诗性精神整合了希腊精神要义,悲剧诗人用生命体悟来观照现实人生的思考,有别于以科学理性思辨的诗学传统。古希腊悲剧展现了希腊人文精神的诗性精神传统,作为对现实存在的审美反思后,强调观照命运困境与生命体悟,古希腊悲剧的诗性精神传统体现为寻找人性复归之路的美学境界。

戏曲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

戏曲艺术是一种凸显叙事性、表现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具有写意性、综合性等美学特征。戏曲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的渊源可以说是千丝万缕。文章从戏曲的诗性传统、戏曲的中和之美以及戏曲欣赏三个层面,探讨戏曲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关联。其一,要体验戏曲中的美学精神,首先应该是诗意,以诗意为感性特征的诗性传统成为联系戏曲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关节点。其二,中国戏曲中自然流露的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精神,共同参与、创造了中和之美的审美形态,这同样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素养和审美心性在戏曲的文化氛围中被悉心滋养,中国文化恰恰因为这样的品格和气质而得以传承。戏曲的诗情画意、戏曲的中和之美以及戏曲的社会性痴迷,将使戏曲作为重要的传统艺术担当起重塑中华美学精神的重任。

福克纳与贾平凹

福克纳在叙事上的实验,给中国文学在技巧上的探索提供了很多经验。如福克纳在叙述上是从静态的描写转向动态的叙述,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动态效果,还有福克纳的小说总是不断给读者设置障碍:插叙、延宕、频繁的时间和空间切换等,这些都是现代小说叙事方式与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不同。而在贾平凹的《废都》、《秦腔》、《高兴》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贾平凹在创作上对西方文学创作技巧的学习、借鉴与对中国诗性叙事传统的回归。

论《玉簪记》文本中的陌生化效果

《玉簪记》是明代文人高濂所创作的著名传奇剧本,其文本大量继承了《西厢记》《拜月亭》等著名剧本的桥段及特点。其在语言、叙事、立意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戏剧经典化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进而影响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的形成。

精心描绘新时代的恢宏气象——《天堑新通途》创作随想

美术创作要有时代感,应是守正与创新同在、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诗性”特点,中国艺术同样拥有诗性传统。这种诗性传统体现在美术创作中,是自然、抒情、写意的交融,是博大气象和深远意境的交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画体现着中国哲学的审美理想,蕴藏着独特的文化精神,建构了以线条为主的造型体系,追求天人合一、澄怀观道的境界。这些中国艺术的独特内质,也是当代美术创作创新之源。

坚守与突围——当代陕西艺术的审美形态

当代的陕西艺术是以诗性审美为基底,然而,受到国内都市语境和国际潮流的影响,还出现了纪实性、批判性和日常性的绘画审美样式,突破“架上”的多样化综合艺术审美形态,以及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实现了语言变革的当代水墨艺术。在时代和地域环境的作用下,它们一方面走出重围,奠定了当代陕西艺术的多样性面孔,同时也受到地域文化根性的影响,呈现出相似的共性特征,并在审美上与传统艺术主张相呼应。

传统新释:论胡适的《尝试后集》

胡适编选的《尝试后集》体现出对传统的重审与传承。《尝试后集》入选诗作大多作于1936年以前,内容侧重抒写个人化的隐秘情愫,形式偏向词曲小令的体制。其附录《谈谈“胡适之体”的诗》是胡适对这批诗作风格与文体的阐释。“胡适之体”与《尝试后集》所体现的诗学观念,扬弃了《尝试集》所确立的西化路向,侧重开掘汉语传统资源,将古典词体所涵蕴的汉语诗美元素纳入新诗。忽视《尝试后集》的存在,就无法形成对胡适新诗创作的整体观照,也无法完整地理解胡适对现代诗学的建构。因此,《尝试后集》在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容小觑。

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壮族"刘三姐"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想象空间的社会记忆相交融的文化符号。"刘三姐"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不同记忆主体的不同历史心性保留或舍弃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构了"刘三姐"的不同文化意象。而想象主体隐含的人类审美感知、审美体验与审美记忆的复活,是壮族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

论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探索

《上海屋檐下》的创作缘起于夏衍本人对戏剧创作的反思,这部作品也是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初次探索。在创作中夏衍秉承现实主义基调,融合五四时期浪漫特质和来自中国古典戏曲的诗性传统,结合个人性格与心路历程,顺利完成了这一转型,确立了独特的"生活戏剧"风格。通过《上海屋檐下》及之后的戏剧创作,夏衍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推向了更成熟的发展高度,为当代文学艺术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