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伍子胥列传》三题议

《伍子胥列传》是《史记》中司马迁投入身世感受和人生追求最多的篇章之一,也是体现《史记》风格的一个标本,同时,它还留下了一些话题供后人探讨。本文讨论其中三点:其一,《史记》异于《左传》增添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的情节,是让作者的情感参与到叙述和描写中间,不惜因此而弱化细节的可信度,此乃出于《史记》的叙事风格的诗性特色,乃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导出的结果;其二,伍子胥说自己报楚平王之仇是“倒行逆施”,表示他在反抗暴君过程中拒绝妥协和克制,司马迁则借此曲折而勇敢地表达对汉代帝制神学的厌恶和批判;其三,司马迁赞扬伍子胥为“烈丈夫”,指的是伍氏隐忍待机、受辱不羞,坚韧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人生信条。弄清这几个问题,有助于深化对司马迁史学诗性特色的理解。

德国历史哲学传统中的理念论及其批判

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历史哲学具有漫长的学术历程,它伴随着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而形成、发展。在初创及此后的语境中,它成为一种思考过去的全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形式。在德国历史哲学开端之处,理念论便主导了这个思想传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审视理念论在德国历史哲学中的影响,以启蒙运动之后的德国历史哲学演变的四个先后相序的阶段或形式为题,这分别是理念论的历史哲学,理念论的历史方法论,理念论的历史认识论和理念论视角下诗性与修辞的历史书写。在今天,理念论失去了在方法论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历史学还是建立在人类生活形式的解释学基础之上的学科,那么理念论的学术思考就仍然有必要进行批判性反思。将人类受难等现实主义思考纳入其中,在我们将这种现实主义进行人文化的时候,理念论在当下语境中应该获得进一步批判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