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路径里的凡人史诗与诗性正义--论张学东《西北往事三部曲》

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有着鲜明的地方路径意识,但作者并不执着于对“地方性”的风情摹写,而是借由他笔下西北大地上城与乡30年间的颠簸往事与人心变动来重返逝去的历史,并由此点亮了普遍意义上人与时代共有的精神图景。作者对长时段社会生活的书写并没有沉入宏大叙事的窠臼,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的心灵被细腻地呈现在作者绵密的故事营构之中。诸多平凡人物与作者一道完成着艰难的精神跋涉,在叩问历史生活的同时,作者试图借由笔下的人物来召唤带有普遍性意味的诗性正义,沉重历史的现实还原与轻逸灵动的诗意书写也使得作者笔下的西北往事具有了史与诗共同奏鸣的史诗意味。

关键概念与价值向度:重审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理论

诗性正义作为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文艺思想中的关键概念之一,赋予了文学想象对公共生活领域的独特功能与影响。感性的诗性与理性的正义如何联结在一起?基于畅想、情感以及明智的旁观者等重要概念构建的理论如何走向公共实践?这又对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价值与影响?具体而言,诗性正义的价值向度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批判了功利主义的弊病,肯定人的“完整性”;强化了文学的审美功能,辩证认知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深入阐述了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可能路径。这些独创性的思考为探究文学的社会功能、公共正义的发展注入了感性的潜能。

论《文城》中基于伦理内涵的诗性正义建构

余华的《文城》以“寻找”作为叙事主线,采用历史叙事的方式,描写了生活在时代洪流下的人们无法抗拒的悲剧命运,并塑造了一批具有古典气质风范的人物。作者将深切的目光投向每一个普通人,用温情的笔触探究人性的灰度,借苦难境遇中人性的自我选择与底线思考发掘个体身上的道德力量,并试图以此建构极限境遇下人性的美好与闪光之处。在某些情节上,小说虽然不回避、不遮掩绝望与暴虐的存在,但它的底色是悲悯,从而完成了对纯粹的暴力叙事的一种意义升华。无论是家庭层面的伦理内涵,还是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所秉持的情义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醒当代的文学写作不要回避崇高。小说通过展现时代洪流中人性善与恶的对立,探讨了个体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彰显了作者对诗性正义的美好祈愿,而这种正义的精神内涵在当下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语境和都市生活中有着重要价值。基于此,文章探讨《文城》中基于伦理内涵的诗性正义建构。

从诗性正义到能力正义——努斯鲍姆正义理论探究

正义一直被看作是一个规范伦理学的概念。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在对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批判的基础上,努斯鲍姆引入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概念。文章分析了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提出的背景及其思想历程,指出努斯鲍姆的目的在于超越功利主义对正义的狭隘理解,重拾亚里士多德正义中的人的目的维度,从诗性正义走向能力正义。

正义的实现仅仅依靠理性吗——探讨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

从理性角度追求正义的实现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尤其自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事实与理性,似乎只要依据事实和理性,就能实现正义。努斯鲍姆认为,在这种理论中,人以单纯的理性实现正义,只能使人沦为物,成为了缺乏情感的、冷冰冰的理性经济人。由此,她提出了诗性正义的思想,认为借助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形成完整的理性,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诗性正义的思想既深化了人们对正义的认识,也促使人们反思其局限性。

诗性正义何以可能?—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引发的思考

努斯鲍姆在文学想象与情感的基础上建立了诗性正义理论,试图让文学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作用。她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法律程序如何成功对接的论述,可以引发关于世界观、情感与理性等方面问题的思考。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讨论,诗性正义理论存在着诗性正义与法律审判难以直接对接、文学情感与法律理性相矛盾等困境。由此,探究努斯鲍姆对文学作用的认识偏差,进而获得关于文学作用的限度、复杂机制及产生方式等方面的启示。

诗性正义与活用经典——兼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立场、方法及路径

外国文学经典是世界文化传承的核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人类精神风貌和文明状态,体现了某一作家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想象。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体裁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大数据时代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是容量巨大的"话语场",各种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文本意义得以不断增殖、演化与传播。善读外国文学经典,在反复精读中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必叫人得自由、持正义、育人性;活用外国文学经典,使之成为有效"介入"生命历程的"秘笈"与"宝典"。阅读因自由而美丽,文学经典因诗性正义而厚德载物。

“市场中国”文学的诗性正义

诗性正义是由诗性显现的生存正义,它可以更深入探寻市场中国文学叙事与正义的诗性关系、发现正义与个人生命和世俗生活的生存关系。诗性正义不是依附于现实表面去宣扬正义,而是深入生存本质去创造正义,使正义获得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内容。诗性正义是艺术追求和独特趣味,也是生活风格,具有对现实和生命的超越性,它带来一种蔓延于生活的美学性情,使更广泛深刻的正义遍布个人生命与日常生活。对正义的狭隘理解就是文学叙事的狭隘趣味,趣味的差异包含或反映了对诗性正义的态度。诗性正义的核心是面对他人生存的艺术意识和精神结构,它在文学中反对用利益法则压倒诗性法则和人性法则。

恶的审美化与诗性正义论

恶是文学艺术中的常见主题。"恶"在艺术中经过一种"审美化"改造后得以蜕变与净化,并获得在现实生活中不曾有的新质。与此同时,它也被赋予一种独特的诗性认识价值和审美伦理功能。由此,艺术中的"恶"既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生活,又能在某种意义上给他们以审美的享受。"恶"的审美化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悖论特性也会最终指向文学的伦理层面,引发人们对诗性正义问题的思考。

诗性正义:重返理想国之路——重读柏拉图《理想国》札记之一

柏拉图针对当时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弊端将一部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却产生了文学为政治附庸的误解。实际上,柏拉图强调了诗性正义,以迎回他心目中的理想诗人;"诗性正义"根源于诗人悲天悯人之心,它以一种反省性的艺术精神来感染人心,使文学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实现人的生命精神的觉醒,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重构“正义之城”的美学向度——从诗性正义到审美正义

'正义'是伦理学、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它便与美学相通,经常地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美学理念和人类文明社会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而存在于前仆后继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中。所谓重构'正义之城'的美学向度,也就是对文学艺术之伦理维度的重视,重新唤醒诗的美学效用。这一问题在当代学界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外学者均作出了各自的建构策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所提出的'诗性正义'理论,主张重构文学批评的伦理立场,在文学想象中唤醒人类所丧失的文学情感能力,呼唤同情、仁慈和正义的回归。在中国,与'诗性正义'遥相呼应的是'审美正义'的提出。它从逻辑上论证了作为艺术自身规定性的审美形式本身即蕴含着道德的因子,主张恢复审美的伦理之维。'审美正义'实际上是沿着西方学者努斯鲍姆给出的实现美好世界的'诗性正义'方案,继续向前一步,将'诗性正义'所关注的以社会—政治题材为主的叙述文学扩展到以艺术文化为中心的所有拥有道德价值的东西,同时又是对'诗性正义'理论的补充,试图从'伦理学'和'审美学'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来实现审美人性的培育与社会的正义。

努斯鲍姆“诗性正义”观及其争议辨析

美国学者努斯鲍姆提出"诗性正义"的命题,并论述了它的三个特征:"走向他人"的重要性、在人性上"保持丰富性"的必要性以及"诗性裁判"的可能性。她用"诗性正义"去纠正经济活动与司法活动中忽略人的情感的偏向,证明文学想象是有益于公共生活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文学的情感特性决定了它极有可能损害公共生活的公正性。笔者认为,在涉及人的生命活动时,情感的准确性往往比理性的准确性更高一级,不是情感服从理性推进了生命的发展与丰富,而是理性服从情感推进了生命的发展与丰富。文学恰恰是凭借自身对于人的生命与情感的重视而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一部分的,离开这个基点,文学便失去了作用于正义事业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文学纪律”对“诗性正义”与“伦理美学”的理论补充

"文学纪律",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从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角度,探寻"文学纪律"对"诗性正义"、"伦理美学"的理论补充,能显现出"文学纪律"在当代文论中的价值与意义。"诗性正义"关于文学想象、情感的预设前提,以及读者筛选的补救方法,是有局限性的。"伦理美学"对基于人性、伦理效用的文艺杰作是怎样的未能给予具体的阐释。对于这些问题,"文学纪律"穿越式地提供了一种古典主义视野下的补充:引导人们通向正义的文学想象、情感需要理性的制约,同时作者需要具有伦理的态度;产生完善人性、提高道德效应的文学杰作也需要具备上述要素,还需要用有纪律的形式描写健康普遍的人性。

重建文学的主体性与诗性正义——解读《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后的中国小说批评》

文学批评界对199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由来已久,但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专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却尚付阙如,《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运用文化批评范式,以宽广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冷峻理性的哲理思辨,从文化的关联性这个特殊视域进入中国当代小说的核心地带,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了当代文学的一系列现象与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之间复杂而纠葛的互动影响,提出了文学在消费社会重建文学主体性与"诗性正义"的自我救赎之道,本论文亦循着这一潜在的价值导向与批判立场,展开了深入的解读。

纳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论

本文首先阐述了纳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指出经济学功利主义借助于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把人看成是'满足的容器',无视人的质性区别及尊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纳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论内涵,即它的理论目标是实现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尊重;它的理论构架是通过文学想象和情感为中介来重建社会正义的内涵和标准;它的实现途径是通过'诗人裁判'或'文学裁判'来裁定社会正义事务;它的落实措施是通过艺术教育培养想象力和情感。最后阐发了'诗性正义'论本身的意义以及它在纳斯鲍姆整体正义理论中的地位。

诗性正义与文体实验——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价值守望

时代需要诗性,文学呼唤童心。当下诗性正义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可贵品质,诗性与童心相遇必将产生动人的交响,进而扩大儿童文学的审美张力。选择了三种内容深刻和格式特别的文本,试图以三种具有文体实验性质的文本来阐释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所进行的文体试验,以及文本内部所具备的诗性正义品质,进而深刻剖析儿童现实生活与儿童文学诗性审美之间内在的关联性。贴近儿童心灵的创作,才能形成丰富而多元的文本,儿童文学的文本从文体上的突围,是儿童文学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对儿童文学创作诗性价值的守望。

诗性正义:周作人诗歌精神的一种追求

周作人的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不仅关系了白话诗初期的形式论争，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指出了新诗初创时期的诗歌精神建构。本文认为，可以用诗性正义来概括这一精神追求。

诗性正义没有缺席——解析莫言的《爆炸》和《弃婴》

莫言的中篇小说《爆炸》《弃婴》均取材于敏感复杂的社会问题,分别书写了计划生育带来的堕胎和弃婴事件,呈现出作者最痛彻的人生经验与恒久不变的传统生育伦理。在感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中,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中,莫言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同情和怜悯,对人的异化的愤怒和无奈。莫言凭借文学见证个人灵魂,介入社会现实,批判人的功利主义和冷漠自私,使得两部小说蕴含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诗性正义。

悲剧性文学中“诗性正义”的特质探析

＂诗性正义＂指文学艺术是倡扬正义的,旨在为人类创造一种有尊严的、崇高的、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的生活图景。＂诗性正义＂在悲剧性文学中显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作品主旨阐扬正义,二是作品结局显现正义或召示正义。然而,创作实践中出现的形式意图与效果的悖逆,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正义境界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居间而行,让诗性正义的阳光普照我们的文学生存和现实生存。

诗性正义的审美追求——傅爱毛小说创作主题论

女作家傅爱毛小说中充满了关于人的欲望书写、信仰追寻和审美表达,以及对"诗性正义"的现实关照。本文通过作家的创作主题,探究其中蕴涵的超越时空、生机勃勃的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