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韩国汉诗中的“白战”

欧阳修在聚星堂宴饮会客,与客赋诗,摒弃常用、陈旧、熟悉的语言来描摹雪,首创"白战"体诗;苏轼对其创作规则进行阐释并身体力行的创作,将"白战"体诗创作发扬光大。随着苏轼诗歌盛传海东,韩国诗人已广泛接受以"白战"咏物的方式。在他们眼里,白战是行酒的律令,也是赋诗的规则,更是诗人之间逞才使气的一种方式。"白战"一词运用范围亦随之扩大,他们将"白战"视为"诗战"的同义语,忽略了"白战"中"白"的含义,而着眼于"战",代指竞技性强的作诗方式,包括次韵诗、分韵诗、联句诗、科举考试赋诗等。"白战"这一诗学术语在韩国的演变轨迹展现了韩国文人对苏轼这一文学典范的推崇以及古代中韩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五山禅僧与黄庭坚的诗战之喻

五山禅僧次韵唱和的流行与诗战比喻的繁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黄庭坚诗的汲引。然而,其与黄庭坚的诗战策略、战争比况,虽有表现形式的仿效,实有深层原因的差异。禅僧的“战时心理”,除习于书斋的逞才竞技外,亦有参禅之际与睡魔、心魔的对抗,宗门内外的末法预言、法战、武斗和此起彼伏的政治战乱,作为情绪接收的中介。此种接受表明:生活世界的差异,也可能导向作品群的相似.这为“第三种比较文学”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

《战国策》引《诗》研究

乱世之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游士阶层,用自己的智慧和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王侯之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主动推进着历史的发展。而一直以来被寄寓温柔敦厚诗教的《诗经》在《战国策》之中却没有像以往一样大量出现在文本之中。《战国策》中的人物很少像春秋时期那样赋诗言志,但这并不是说《战国策》不引用诗歌,只是引用相对较少而已。今人虽然对于此部分的研究有所涉及,但很少从整体上研究《战国策》的引诗问题,且大部分的研究都点到为止,过于简单。鉴于此,文章以《战国策》之中的引诗为研究对象,细致分析每段引诗,结合战国时期思想史部分的研究阐释《战国策》中引诗的一些基本概况、《战国策》引《诗》所代表的《诗》学意义并分析《战国策》中出现如此引《诗》情况的原因。

论宋代禁体诗及诗人创作心态的变迁

禁体诗是雪诗在宋代的一种新变。倘若从这种独特诗体的本体出发,可以较为合理地廓清清人印象式评点的误解所造成的遮蔽,发现禁体原初"诗戏"的性质及其间作者"诗战"的心态。并且,贯穿两宋的阐释、演绎与创作中,禁体诗在与宴饮游戏的疏离中确立起一种诗学规范,诗人的创作心态也从骋才争胜的竞技渐趋独吟闲作的自适。

《诗经》颂战诗及其遭遇误读的分析

《诗经》收录不少讴歌战争英雄、颂扬武功军容以及鼓励士兵斗志的诗作。这一客观存在 ,是对《诗经》厌战诗一枝独秀之看法的瓦解。《诗经》颂战诗主要反映了四个方面的史实 :一、商汤伐桀及武丁伐楚 ;二、文、武剪灭殷商 ;三、宣王征伐四夷 ;四、秦国尚武图强。在《诗经》研究史上 ,颂战诗普遍遭到误读。秦人对其尚武习俗的展现 ,以及殷周统治者对其武功的夸耀 ,成为颂战诗遭遇长期误读的主要区域。误读可被分成两类 ,即美化君王型及抨击秦政型。挖掘各种误读的深层原因 ,既可以了解先秦时期战争观念的变化 ,也可以深化对《诗经》研究史的认识。

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

战国时代《诗》的传授在官府与民间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当《诗》的教习失去了带来现实政治利益的功效时,《诗》必然受到统治阶层的冷遇。与此同时,由于儒、墨等私家学派的传习,《诗》在民间获得了较为广阔的传播空间。通过私学在民间广泛传播,是战国时代诗文本传播的最显著的特点。本文着重讨论了战国时代除儒家学派之外各阶层对《诗》的态度以及《诗》传播的基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