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儒的诗文新变

中唐的历史变局,推进了天人关系的理论思考,并逐步颠覆了盛唐诗文书写中"心物同一"的体验模式,书写者成为"造化"的打量者与参与者,其与世界的和谐至此打破,怪奇、晃动的世界成为中唐文儒生存体验书写的重要意象、日常的世界被频繁书写。与此同时,为确立儒学的核心价值,"言尽意"的坚持则为必然之途。影响所及,中唐诗文中尚议论、言求其尽、象求其确的理论与实践之尝试触处可见。此外,因中唐的时局变动所产生的连带效应,诗文兼擅的"通才"成为文儒的典范。

天人之际:中唐时期的“天论”与诗歌转型——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为例

"天人关系"是中唐儒学转型的核心话题之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论"推进了中唐的儒学转型,也深度影响了中唐的诗文转型。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之诗文的风格差异,其理论基础正在于不同的天人之论。"天人"关系的变化刺激了中唐儒者的诗文书写,题材的拓展、语词的创新、风格的多样以及意象的怪奇让诗文变革的时代异彩纷呈。但是张弛有道的文学同样也要回归平衡。伴随宋儒重建天人关系过程的完成,一个新的天人模式下的宋型文学也逐步确立了迥异于唐型文学的崭新风格。

建构江南城市研究的诗性人文学术谱系

刘士林认为,诗性人文学术有助于纠正过度理性化、科学化与实证化的现代主流学术范式,在研究与阐释江南城市时具有其合法性与先进性。对古代江南城市的诗性人文研究与阐释,不仅有助于江南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其他地区乃至于西方城市也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查清华认为,中晚明城市化因素与江南文化的内在基因有着很高的"匹配指数",城市化进程和区域文化相互作用改变着包括市民在内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与诗文的新变。朱逸宁认为,江南都市的文化精神形态在唐代之前已经初步形成,归纳起来就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上层文人名士为载体、以地区政治权力为依托、以高度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及精神境界为特征的早期城市文化,它是江南都市文化的原生态模式,为明清以后中国城市文明的又一轮高速发展构建出一片诗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