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视域下的诗歌新变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以诗歌领域的变革最具典型性。越文化的深厚积淀,曾崛起由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又涌现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等一大批引领中国新诗潮的著名诗人,他们发起对旧诗的全面冲击,为诗歌新变促成文学转型提供了范例。越地新诗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通过对世界文学新潮的吸纳,实现了新诗学理论的建构;灌注清新的时代性色调,体现了审美现代性崛起;在传统与现代、中西艺术融合中,拓展了新诗创作深化路径;在多维诗美形态探索中,开启了新诗体式完善的多种途径。从越文化视角透视诗歌新变,当能从一个侧面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及有效路径。

“诗性生活”与诗歌新变——明代中后期苏州文人的市隐心态论

"诗化生活"与诗歌创作展现了明代苏州文人的"市隐"生活和诗歌雅俗新变现象,显示了明中后期的苏州城、人、诗出现的新特点。这不仅是苏州,还是整个江南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发展,是中晚明江南士人的新面貌,是中晚明诗坛的新变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中晚唐“乐坏”之后的制度追认与诗歌新变

按照天宝十载玄宗敕文的预兆,唐代音乐原本有中央控制下渐进下移的可能,但随后不久的安史之乱及长期战乱彻底改变了这一渐进式发展道路。大时代没落的历史背景下,禁乐下移脱离了中央控制,宫廷音乐也以突变形式下移。宫廷之外,官员家妓、藩镇及地方政府乐舞、民间音乐等兴盛,并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乐坏"之后,这一时期公私乐发展的"合法性"也得到制度追认。乐制崩坏、"禁乐"下移对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1)音乐诗描写对象由宫廷之内转向宫廷之外;(2)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创作;(3)以刘禹锡为代表的竹枝词创作;(4)文人词创作开始兴起。

查嗣庭案与查慎行诗歌的新变

查嗣庭试题日记案是雍正朝较有影响的文字狱案之一,它由雍正翦除权臣、整肃朋党的政治事件引发,最后以文字狱的狱讼方式作结。著名诗人查慎行将他入狱前后经历以诗歌的形式予以呈现,这些诗歌与他之前的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同时,通过这桩文字狱案也可看出它给国朝诗人查慎行带来的心灵震颤和创作新变。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诗趋奇险谱新篇——从杜甫到韩愈

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到杜甫为一大变化;唐诗的发展,到韩愈为一大变化。而韩诗之变,就继承关系而言,主要是承杜诗变化而来的,特别是将杜诗的奇险倾向,推扩到极致而"自成一家新语"。而他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是杜、韩相继促成唐诗大变的主要手段。杜、韩是古典诗歌由"唐音"转向"宋调"的关键人物。

何承天诗歌创作对乐府诗歌文人化的推进

何承天创作的乐府诗歌《鼓吹铙歌十五首》,不仅代表了何承天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与成就,而且在刘宋时期的乐府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乐府诗歌文人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探讨何承天《鼓吹铙歌十五首》的文学价值及文学意义,揭示其诗歌在乐府诗歌文人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蕴含的这一时期诗歌的新变。

杨万里梅州诗歌考论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职广东期间,在梅州写下了2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记载了宋代粤东山区的人文和古生态景观,而且也使其诗风产生了变化;这对于研究宋代粤东历史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对于订正和填补梅州方志,都有重要意义。

缘师杖屦到潮阳——论杨万里的潮州诗歌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潮州写下了30多首诗歌,不仅生动地描写了潮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使其诗风发生新变;对宋代粤东历史文化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都有重要意义。

论萧纲对谢灵运的批评

齐梁之际，诗歌创作以追求新变为主导趋势，而文学研究也针对各种新变的形式做出不同的评价。作为领导诗歌新变之风的梁简文帝萧纲，对晋宋以来的诗歌革新的取舍抑扬无不渗透着齐梁诗人对诗歌艺术本体的重新认识和独特的审美追求。本文拟从《与湘东王书》入手，通过分析萧纲对谢灵运的批评，探讨萧纲的一些文学思想。

《唐五代诗考论》

彭万隆所著的《唐五代诗考论》集中研究了唐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元和诗歌，以及唐宋间创作低谷的五代诗歌。作者试图对元和诗歌进行总体观照和全面把握，致力于探讨他人较少涉及的复古传统、先唐经典以及盛唐李杜范式对元和诗歌新变的意义。

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

北宋是诗歌新变、词体成熟、散文繁盛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新型文学格局的形成深受特定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在北宋167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内容，而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则是北宋民族关系的一条主线。北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过宋夏战争的困扰，文人也因此深受这场持久战争的影响。在宋夏战争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文人有了更多的时代感受与历史经验，文学创作因之有了更加广阔的现实内容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欧阳修与宋代戏谑诗风的兴起

咸平四年(1001)至景祐四年(1037)的30多年间,欧阳修是唯一一位较多地创作戏谑诗的诗人。受其影响,景祐四年前后,梅尧臣、石介、韩琦、祖无择、蔡襄等也开始了相关诗作的创作。欧阳修将戏谑之风逐渐渗透到其他题中无"戏"字的诗作中。嘉祐年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相互赠答,尤其是嘉祐二年礼部唱和,形成了自宋以来戏谑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引起众多文人关注与效仿,留下戏作的诗人成倍增加。作为一位充满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的诗人,欧阳修的戏作并非偶一为之的消遣娱乐,也很少借题发挥的讥讽与抒愤,而是追求诗歌新变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