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默斯·希尼诗歌不礼貌策略的诗学效果动机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被誉为继叶芝之后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本研究在厘清不礼貌策略、诗学效果和动机语用三者内在联系基础上,构建诗歌语篇中不礼貌策略的诗学效果动机分析模式,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对希尼诗歌加以探讨。研究发现:诗歌语篇中不礼貌策略产生的诗学效果动机以信息传递动机为主,辅以互动动机。不礼貌策略产生的诗学效果将诗人对个人、民族、历史和文化等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互动动机体现在诗人对爱尔兰民族国家及群体公共形象的构建和维护上。本研究可为认知语用文体研究和希尼诗歌研究提供新视角。

近代诗歌对叙事传统的归化与创通

陈衍、袁昶、钱仲联等开启了从叙事角度概述近代诗史的尝试,有待于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展开。近代新旧诗坛在现代性思想的积淀、现代性人格的熔铸、现代艺术技巧的发育等方面具有很多共通性,展示出新旧中西文学传统发展的内在合力。而这些特质用来概括近代诗歌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都同样贴切。故在“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这一大框架下对“近代诗歌叙事”的核心议题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其落脚点则在于叙事伦理、叙事主体和叙事艺术诸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诗歌传统的意义。

论兰波诗歌的视觉语言

兰波诗歌的视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他诗画通融意识的产生,受浪漫主义、巴那斯派、印象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启发,但他坚守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不追求情景交融,而将视觉呈现作为“发明”诗歌新语言的手段。他有意将视觉错轨,以便改变“看”的角度,摆脱“看”的旧习惯和旧观念。他的视觉呈现是空间化文本构图和时间化文本叙述的完美结合,时空的交叉和置换实现了诗人表达的自由,扩大了语言的能指,促进了诗意的延伸。空间艺术的开发和拓展是兰波实践其诗学主张的重要途径,但当诗人发现视觉语言的极限时,便主动放弃诗歌,而放弃亦是空间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意象政治:左翼诗歌的意象革命

左翼诗歌在表达政治主题的过程中,也同时受到政治的反向修辞,二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左翼诗歌中的身体意象,从个人化走向公共化,身体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左翼诗歌笔下的伤亡意象超越了可怖和可悲,被革命意志改造为可敬;自然意象与时代情绪紧密相连,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事象特征,同时自然意象也被赋予政治寓意;在左翼诗歌对苦难意象的集中书写中,营造出一种暗黑的意境体验,但左翼诗歌中的战斗意象更为突出,而且往往跟苦难意象组合在一起,左翼诗歌在时间线和逻辑链上将各种意象有序安置,从而营造出革命必胜的前景,带来不同于传统诗歌和早期新诗的光明意境体验。从左翼诗歌意象和政治之间的修辞关系着眼,可以成为观察新诗文体生成的一种视角。

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

诗歌唱和成为元祐间苏轼与秘书省文人交游的重要手段,成为引人注目的诗歌现象。苏轼在元祐间与秘书省职官唱和之作数量较多,他们的唱和之作多出于交游、宴饮、雅集过程之中,基本不涉及时政国事,在新旧法之争、洛蜀党争激烈之元祐间,体现出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们的情感选择。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皆博学高才之士,他们的唱和之作是文人逞才斗艺的一种创作形式,力求诗意深邃、用字精巧、事典广博、用韵严谨、句式规范,体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使宋诗的题材、笔法、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愈加鲜明,为推动整个元祐诗坛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寻找上古诗歌发展的依据——《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序

《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一书从历史文化等理论方面对先秦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进行了总结。通过礼俗仪式探索、考察上古诗歌的发展,可以看到更早的诗歌存在、演进的情形,亦可了解从春秋前期至战国之末我国诗歌发展中缺环一段的大体状况。

“苏报案”事件与近代革命诗歌的发展

“苏报案”中章太炎和邹容借《苏报》向清政府的统治发起挑战,事件发生后文人普遍吟咏,文字的力量催生出群体效应。围绕章、邹入狱,沈荩被杀,邹容牺牲等子事件产生了许多诗歌,这些诗歌成为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此后革命派诗歌更加注重诗歌的情性,不断学习魏晋诗歌的风骨,革命也成为一种思潮。“苏报案”事件成为诗歌史演进的推动力,诗歌借助报刊广泛传播影响了事件的演变发展,事件引发的思想风潮也促进了近代社会变革。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一次失败的诗歌朗诵会触发的研讨——延安文艺批评史札记

延安文艺批评,是中国现代以来文艺批评的一个关键点。以“一次失败的诗歌朗诵会触发的研讨”为例,可以梳理其脉络、记叙其现场、展示参与者的言说论点,分析其问题。参与延安文艺批评的人影响着文艺批评事件的具体走向,诸多不同个人经历的成员存在“家族相似”的元素,其知识谱系造就了延安文艺批评生机盎然的现场。所提出的诗歌口语化和大众化问题,具有文艺批评的本体意味。

论“X一代”亚裔美国诗歌之创新性诗学实践

20世纪80年代至今,“X一代”亚裔美国诗人一直活跃在美国诗坛,积极进行诗歌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丰富了当代英语诗歌的语言表征和美学表达。本文聚焦于“X一代”亚裔美国诗歌中的创新性诗学实践,考察亚裔美国诗歌的语言创新、碎片化叙事,以及“空白”的视觉呈现。这些实践突破了既定的语言规范,革新了诗歌的视觉效果,既再现了亚裔美国人复杂的移民历史和族裔经验,又挑战了美国社会固有的权力关系,为亚裔美国诗歌发展赋予了新的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论陆游“梦中得句”的诗歌创作现象

“梦中得句”是诗人在梦中获得诗句的特殊创作行为,宋前并不常见,至宋创作数量激增,成为涉及一百多位诗人的创作现象。陆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陆游“梦中得句”的视角选择呈现战士、隐士、诗人、行者四重角色的冲突,“梦中得句”行为的日常化以及得句内容的纪实化呈现出对“梦中得句”创作的理性修正。陆游对“梦中得句”诗题采取模糊式、简叙式、详叙式三种拟制方式,构建由寐到寤的“梦中得句”创作模型,以具象化视角还原“梦中得句”创作过程,对探究宋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创作机制具有启示性。

华兹华斯诗歌语言变异的文体学分析

变异是因打破语言使用常规而形成的语言表达形式,它是一种重要的文体手段。诗歌中的语言变异能起到深化语言内涵、强化语言张力、提升语言表现力的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华兹华斯的诗歌风格简约恬淡、文字质朴清新,变异的语言使其意味隽永、引人入胜。从书写变异和句法变异两个维度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变异特征进行文体学分析,能够深入解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诗性主题,理解华兹华斯热爱生活、钟情自然的情怀。

诗歌写作的另一种可能——评刘阶耳诗集《强迫症》

刘阶耳的诗歌有意背离当下诗歌写作的一般路径,带有明显的先锋性,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其诗歌写作的独特性具体体现为诗歌语体的杂糅性,淡化形象与情境的稳定性设置,对人之当代存在样貌展开文化反思与批判。诗歌语体的杂糅使得刘阶耳的诗歌“众声”嘈杂又制衡,形成独特的语体表达张力;诗歌形象的不稳定性与抽象性,使得诗人情绪表达沉淀为对人类复杂存在经验的并置化思考,增强了其诗歌言说当下存在的精确性与概括性;对人类当代存在样貌的文化反思与批判,使得诗歌跳脱、不稳定的外部结构获得一种稳定的内在向心力,形成刘阶耳诗歌表意世界的“稳定结构”。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游走在杭城与项城的灵魂:论飞廉的诗歌创作

飞廉20世纪末由河南项城到杭州求学、定居,开启诗歌创作之旅。在诗集《不可有悲哀》《捕风与雕龙》中,空间与时间的交织带来了对过往、当下及未来的思考与审视,浓厚的南宋遗民文化心态融在其中。诗歌中飞廉化身为历史人物抒写自身的人文情怀,多用凝练着传统文化的意象以及互文式写作,阐发的哲理性思考彰显着自身诗歌创作艺术的成熟。

近代以来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流变——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中心考察

民族是具有政治共同体特征的概念与实体,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反殖民斗争中,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觉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大致体现为领土自觉、“民族—国家”及人类共同命运特征的三个流变阶段。这三个认同流变阶段,既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是有深厚的认同基础,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是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之事实。诗歌是少数民族最重要、常用的情感表达方式,真实反映了他们近代以来对政治性的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与认同。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中心考察近代以来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流变情况,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