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李德懋的诗歌本质论

追求“真”是李德懋诗学观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天真自然”的体现,因而,作家就应表现出内心的真实(真情)与描写对象的艺术真实,以形写神,从而做到形神兼备,以实现诗人的人格之真与诗作的风情之真的统一。

新月诗派的诗歌本质论

诗歌本质论是新月派诗论家们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战略与重要奠石。从诗歌起源论看,闻一多所张扬的“游戏本能说”,可为代表;梁实秋表现出对模仿说的极度钟情。从诗歌功能论看,梁实秋的论述最多,但新人文主义的批评立场规约了他对诗歌本质的基本看法;徐志摩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宗教感化功能与思想启迪作用;朱湘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时代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诗歌特征论看,新月派诗论家们的论述集中在两大层面:一是诗歌与其他非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二是诗歌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内部的本质特征。诗歌本质论显示出新月派诗论家面对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双重挑战的基本文化立场,其理论取向总体上贯穿在由王国维开启的审美现代性诗学价值坐标系统当中。后人所谓新月诗派历史身份的模糊与离弃现实等负面效应,其实可以由此找到最初的理论根由。

竟陵派诗歌理论刍议

本文试对竞陵派诗歌本质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作一鸟瞰,以其发现其合理性之一面。对真精神、清、厚、活物等诗学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一阐述,以界定其具体内涵和价值。

汉诗现代革命的理念是为何与如何确立的——论白话—自由诗学的生成转换逻辑

本文将汉诗现代革命的首发运动命名为白话一自由诗潮,认为“自然主义”的白话诗风和“抒情主义”的自由诗风标志着它的两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论文集中探讨了白话—自由诗潮的诗学主张,指出它有两个影响深远的革命性诗学信条,一是为了打破旧诗的困境及古典诗学传统加于汉诗的重重束缚,而从诗歌语言形式论到诗歌本质论上主张返朴归真的自然—还原主义,二是为了顺应创作主体情感表现的冲动,而在诗歌创作论上主张极端的自由—自发主义。通过仔细追溯这两个信条为何与如何确立的过程,论文揭示了汉诗现代革命基本理念的生成—转换脉络与理论逻辑及其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结束了什么、开辟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问题。

郝敬“诗主声”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在前代诗乐关系、诗声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在明代诗学整体重声的背景下,郝敬提出了"诗主声"。其"声"有别于近体诗的声律辞采,是一种本质论意义上的诗学观点。它要求诗的声符合儒家温柔敦厚、平和中正的诗教观,与"音本色论"是互为表里的。"诗主声"实质上是区别于"诗言志"、"诗缘情"两种传统本质论的新本质论,但它与"诗言志"有较大联系,也有一定区别。"诗主声"的提出,一方面推动了晚明反宋经学思潮的发展,另一方面批判了朱熹解诗的主要观点和以朱熹为代表的空疏思想,具有重要的文论价值和时代特色。

宋代理学诗派三论

理学诗派是随着理学的产生及发展,理学先生的出现及其风雅正宗意识、诗歌宗派意识逐渐加强而出现的诗歌流派。在文道关系上,理学诗派普遍重道而轻文,但各人轻重程度不同。这就直接影响了诗派中各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在诗教观上,理学诗派崇尚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儒家正统观念,强调性情要"粹然一归于正"。在诗歌审美标准上,理学诗派重内容轻形式,着力挖掘诗之义理,同时将论人与论诗结合起来,由人品定诗品,崇尚古淡、平正、浅易,具有自然风格的诗。理学诗派的文道观、诗教观、诗歌审美标准深刻影响了宋以后的中国诗坛。

曾国藩诗论发微

本文试图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对曾国藩诗论甄辨梳理，阐幽发微，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这独特诗论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诗论史上具重要的互补价值。

明朝巴蜀诗人对前后七子复古诗论的反拨

明弘治以后,西南一隅的巴蜀诗人却勇于逆潮流而上,冷静观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围绕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观以及诗歌审美观上三个方面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诗论中的弊端,表达了自己坚持传统诗学的理论主张,表现出与文学反复古团体诗学观点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在明中后期诗坛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