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史视野下的“高古”诗歌美学——论元初郝经儒学化审美旨蕴的一种拓展

“高古”是中国诗学和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其范围涵盖诗书画诸多领域,且使用频率极高。然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高古”范畴的内涵所指或语义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在范畴史视野下考察“高古”诗歌美学,可发现金元之际的郝经与晚唐司空图及南宋严羽均不相同,后者具有明显的佛道色彩,而郝经则凸显元初儒学复兴之下的经义之旨,也即与《诗经》“风雅”精神存在伴生关系。

《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

《诗品》的艺术风格论在中国古代美学对文学艺术风格研究的领域中,堪称独步。《诗品》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雄浑、冲淡、豪放、劲健、纤秾、绮丽、典雅、清奇、沉著、旷达、悲慨、自然、疏野、实境、飘逸、高古、含蓄、委曲,等等,或作出精要的理论概括,或作出精彩的理论阐释,或作出严整的理论建构,所论都立定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实践深厚而牢固的根基上,具有巨大的理论创造力、开创性和建设性。

济慈的“客体感受力”说与现代诗歌美学的关系初探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不仅写出了许多受到后人称颂的、充满着美与情的诗篇，而且提出了不少十分重要的诗歌美学理论，“客体感受力”便是其中之一。这个理论从三个方面开辟了诗歌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以及真与美的关系。一般认为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是水火不相容的，现代主义诗歌反对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宗旨，但在济慈的诗歌理论中。

宋代诗歌美学对绘画美学的早期文人化改造

中国绘画美学在早期比较重视绘画本体表现语言的客观性标准。宋代,文人阶层势力膨胀,开始影响文学以外艺术门类的美学标准,文人一方面制定和完善在文学、诗歌的美学理想和标准,另一方面也将文人文艺美学标准逐渐应用于绘画领域,文人的诗歌美学与绘画原有的客观性美学标准冲突起来。文人利用自身在话语权上的优势地位,极力宣扬文人理想的绘画新美学,并逐步排斥客观性绘画美学标准,最终在美学标准上和绘画实践中都使文人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这个过程就是文人诗歌美学对绘画美学的文人化改造。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

埃兹拉·庞德以其译作《华夏集》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结合创造了契机,为汉学西渐作出了贡献。本文通过对庞德的诗歌和汉诗英译作品中所体现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与唐诗美学所体现的现代诗性特征进行对比分析,阐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互通性及其意义。

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

隋唐长安城的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创。长安官员的早朝诗与寓直诗的风格与衙署官舍在皇城内的布局特点有关。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秩序性的要求和美感 ,与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风范相契合 ,成为初盛唐社会美的典范。《周易》乾卦理论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关陇集团、隋唐王朝的精神象征。对皇权的礼拜与寓直的谨肃是唐长安政治生活与长安城建筑格局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宇文恺利用长安城冈原与洼地交错的地貌布设风景区 ,这些都使初盛唐诗歌焕发出雄奇壮丽又清新优美的光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出长安文化与关陇集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品质。

从“音乐的美”到“纯诗”——论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深层理论与实践

古典的以及现代分析美学的诗美构成要素论、"音节化"与情感"诗化"的理论以及唯美主义理论,是新月"三美"论中"音乐的美"理论的深层次核心理念,也是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基本理论。新月的代表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等对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的美"的建构所做的示范性的探索与实践,依赖于这些文学美学的基本理论。后期,新月诗人的"纯正"、"纯粹"的诗歌美学追求倾向,则从关注诗歌的外在形式美向内在主体精神的美学品格转化。《奇迹》的音乐美与散文美交织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美学追求的呈现。认识清楚这些,对于深入认识现代诗歌的流变进程与现代诗歌的美学建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论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

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散见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及诗歌评点之中。强调以言情为本,推崇清雅之美,崇尚多元审美取向,是其诗歌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虽然陈祚明并没有提出带有质变性的诗学范畴,但是他拓展了传统诗学范畴的理论内涵与外延,表现出融通的批评个性,从而对清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郑谷诗歌美学观初探

郑谷是现今通行文学史上未曾提及而在晚唐诗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诗人。郑谷虽未有专论,但在其诗作中亦散见关于诗歌创作的美学见解,于此可约略窥见其诗歌美学观。1 郑谷一向以继承骚雅为己任,诗中多所言及。如:“一第由来是出身,垂名俱为国风陈。此生若不知骚雅,孤宦如何作近臣。”(《卷末偶题三首》其三)对“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的现实,他颇为忧虑,常思起而振之。其《静吟》诗云:“骚雅荒凉我未安,月和余雪夜吟寒。”《兵部卢郎中光济借示诗集以四韵谢之》诗云:“七子骚风寻失主,五君歌诵久无声。调和雅乐归时正,澄滤颓波到底清。”“五君”系指“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向秀等五人。据《宋书·颜延之传》。

张说:初盛唐诗歌美学的转捩人物

在通向盛唐诗坛的大道上 ,站立着一位关键人物——张说。张说的美学观有一种良好的平衡感、综合性 ,体现了盛唐所需要的有容乃大的特点。张说在文学创作上舒卷自如 ,特别是七言歌行。他属于盛唐诗坛的领袖型人物 ,提携了一批人才 ,为盛唐气象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

真善美:从诗的主题到诗的创造——论莎士比亚的诗歌美学观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包含了两个真善美的结合体。从微观上看,传统莎学认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呈献的对象即青年男子实际上是实体化了的真善美的概念,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美”、顺应自然将由美延续的“善”和忠诚真实的“真”等三重品格于一身,构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核心主题。从宏观上看,莎士比亚认为“美”是诗歌灵感之源和诗歌的主题,坚持诗与美结合以诗延续美的诗人之“善”,竭力实现真诚地审美真实地表现美的诗人之“真”,真善美三者结合渗透了诗人的整个诗歌创作过程。这两个真善美的结合体相互渗透,体现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美学观,并成为他重要的诗歌成就。

诗与人性——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分析

席勒认为,诗歌是最重要的艺术类型,也是审美教育的最重要手段;诗歌是最有效的使人性完整的艺术类型、塑造人性完整的人的最好审美形式,也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还是使人达到自由境界的最便捷的途径;诗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是自然的守护者和复仇者,是使世界和谐发展的创造者。

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诗的艺术

席勒把诗歌当作美的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门类,所以,作为美的艺术的诗歌就是要把人性分裂时代的人的能力重新组合,从而使人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此,诗歌应该具有人民性,诗人应该是人民诗人;同时,诗歌必须理想化和高尚化,表现时代精神的真和善,可是不能沾染时代的腐败气息,应把诗的源泉放置在完整人性的心灵中,诗人应该是时代的儿子。

怪奇诗风与中国诗歌美学转型考略

唐代中期,中国诗歌创作开始了大规模的审美转型,诗人中以韩愈、孟郊等为代表,时间上则以元和之际为转变契机,于晚唐五代完成审美风格的转变。唐诗怪奇之风作为时代审美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兴起的原因,从文学本身看一方面是对前朝诗歌美学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唐代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浸染的结果;从历史和文化层面看则是封建文化由鼎盛而衰落的文学表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向异质文化学习借鉴的结果。唐诗怪奇之风的美学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意义,同时对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也有开拓价值。

论杨亿的诗歌美学理想——兼论西昆体被误读之原因

通过对杨亿诗之本、诗之用以及诗歌的表现形式、创作类型诸方面的挖掘分析,提炼出杨亿主张"风雅并举"、"雅正深邃"的诗歌美学理想,再现了杨亿集学者、"博闻推君子"、清忠鲠亮之儒家诗人的才情气质,并试图解答西昆体兴起、衰弱及误读之原因。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论唐诗“惊人”的诗歌美学追求

"惊人"作为一种自觉的诗歌美学追求贯穿了唐诗创作的始终,但是,这种追求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初盛唐追求的是刚健的骨力与斐然的辞采相表里,天然壮丽,产生浓烈的的感染力以达到"惊人"的效果,而中晚唐诗人则追求返诸内心作人力深求来耸动天下。从唐代诗歌"惊人"的美学理想与创作实践的嬗变轨迹中显现了唐诗风格的多元化特征。

艾青诗歌美学观三题

艾青诗歌美学观主要涉及三部分内容:诗的情感内容;诗意象的营构;诗的形式。诗的情感内容,应源于生活,发自诗人的肺腑,引人向上,通向人民,体现时代精神,具有全人类性。诗的意象的营构是诗的形象思维作为情感内容寻求对象化的过程,艾青的诗歌意象具有视觉美特征。诗的形式主要是应当追求口语美、内在韵律美和自由形体美。

丘特切夫诗歌研究的新创之作——读曾思艺先生的《丘特切夫诗歌美学》

曾思艺先生在我国俄国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尤其对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研究颇有见地,且硕果累累。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丘特切夫诗歌美学》又是其研究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