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先锋诗歌观念的现代性重构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经历了一次诗歌观念现代性重构的过程。这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场景的大范围转换有关,因此这种诗歌观念重构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历史的不断的理解与接纳。在一系列的现代性思想景观的呈现当中,现代性本身在此间表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与历史深度牵连与融合生长的复杂形态。作为理解这一时段的诗歌观念的锁钥与现代性观念本身的新生,对于当下诗歌领域尤为重要.这可能恰恰说明了新诗艺术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

汉武帝的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的演进

汉武帝在位前、后期的诗歌观念对西汉诗歌的演进有重要影响:由关注礼乐教化、重视诗歌颂美功能走向乐生恶死、追求诗歌的升仙意趣;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新变,由诗骚体式走向杂言体诗的创作;追求诗歌神奇色彩,由崇尚恢宏巨丽的艺术境界逐步走向内心情感的诉求。汉武帝之所以对西汉诗歌的演进造成这些影响,关键在于皇权专制起了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虽属文学史之个案,却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有普遍性。

“第三代诗人”的文化认同与诗歌观念

作为一种代际称谓,"第三代诗人"以叛逆的姿态颠覆了朦胧诗人的诗坛主体地位,实现了诗歌观念从精英到平民的位移,同时,也把自己绑赴"刑场",宣告了诗人之死。比起诗歌观念的叛逆来说,诗人之死的震动性和影响力更大、更持久,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命名。

从“后现代”到“古典”——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演变

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经历了从“后现代主义”到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回归的富有戏剧性的演绎过程。它的引入与流行,不是对于西方思潮的简单移植与原样展开,而是根植于充分的本土经验的依据和现实语境的确定指向,它已经成为当代诗歌观念史的一部分。而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从“后现代”到“古典”的戏剧性演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化的思想空间,在彰显历史的丰富性的同时,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激发思想灵感的重要价值。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这样的走向当中包含了对于诗歌观念与诗学理论的较为复杂的思考,而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提供其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观念支持的同时,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偏离与改写的过程中。这有可能指向某种本土化观念建构与诗学话语的独立和对于当代诗歌的历史本质的深度把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的流变

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进行了整体性的阐述,也即对1989年以来不同时期观念流变的过程,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由来和争锋,也包括"盘峰论争"之后多元走向的格局进行了大致溯源式的探析。诗歌观念流变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断裂、消沉与再生长的初期,发育、形成与分化的中后期,冲突与走向多元的新世纪。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观念的提出与初步形成

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都在努力倡导"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观念,但他们只是初步提出并试图确立,仍处于诗学探索的前期。"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诗歌观念,后来经过王家新、程光炜、臧棣等人的进一步阐释,经历"民间写作"反向辩驳之后,才逐渐完善与最终确立。然而,悖论的是,在"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观念"确立"的同时,也标志着这种写作立场或诗歌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

本文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把握其定义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从审美视点和言说方式上,重新发掘和阐释它背后所表达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以散文为参照,深刻地开掘出诗与散文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巨大分歧,力图在诗歌观念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上有更为辩证和综合的理解,从而靠近诗的审美本质。

后现代面孔下的现代性变革——论8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之际，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合法化过程趋向完成的阶段，“朦胧诗”的现代主义艺术探求被整合进国家话语与正统艺术观念的言说之中，因此，即便是“崛起”派的批评家在当时从艺术角度似乎对于“朦胧诗”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民间写作”诗歌观念前史考探

1999年中国诗坛爆发的"盘峰论争",使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模糊不清的诗坛面目得以显影。客观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成为中国90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的两条主脉,并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韩东“民间写作”诗歌观念再考察

以在世纪末"盘峰论争"中持"民间写作"诗歌观念的代表性诗人韩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口语化诗歌观念进行考察,其中以"诗到语言为止""论民间"等诗歌观念为具体线索,作客观而辩证的论述,以期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的研究。

浅谈田间的诗歌观念与其抗战诗歌战斗力的关系

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导刊》创办一周年，印刷了一本《周年纪念文集》，刊登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这在当时大后方文化界中形成了热烈反响和较大震动。诗人冯至回忆说，在对田间诗歌讨论最热烈、朗诵声音最高亢时，人们觉得战地的炮火再也不是那样辽远了，仿佛在自己身边。

“新生代”诗潮对诗歌观念的突破

此刻,我不能说已经理解了这些绚丽 的新生代的诗作所蕴涵的全部意义,我还 没有足够的悟解能力来分析研究它们。 ——牛汉:《诗的新生代》 关心当今国内诗坛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情势:继“朦胧诗”诗潮涌上新时期文学的海滩撒下许许多多烁烁闪闪的贝壳之后,一些被人们欣喜地称为“新生代”诗人的青年诗人,以年轻人特有的勇气和朝气,再一次掀起了一个诗歌探索的浪潮,诗的王国出现了一座壮丽的群雕;

诗的自觉——新时期诗歌观念评述之一

本文中所述诗歌观念,主要是指创作实际中表露出来的诗歌观。新时期以来诗歌观念的生成、变异或更新,大致出于两个动因。一方面,它根源于、并呼应着社会现实、社会思潮的运转行进。在这方面,诗歌领域表现出对时代呼吸的极度敏感,它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雄壮交响曲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声部。对十年动乱的多方位反思,新时期战略转变,当代社会观念的更新嬗变等等,在诗歌创作及观念中都有鲜明而迅捷的反应。诗界对于现实主义复归的攘臂疾呼,

呼唤先锋:论何锐的诗歌编辑观念

何锐在《山花》杂志担任诗歌、理论编辑多年,也是思想前卫的诗评家,对诗歌有着高度敏锐的直觉。对先锋诗歌的积极倡导和丰富的诗歌编辑实践活动使何锐的诗歌编辑观念充满了先锋色彩,主要表现在对先锋诗歌的推崇、对先锋诗歌和理论批评对话的倡导以及对与审美绝缘的功利性伪诗的拒斥等。先锋的诗歌编辑观念和对先锋文学的倡导,使得改版后的《山花》成为全国先锋文学阵地,推动了整个先锋诗歌、先锋文学的发展。

“写歌人”与诗人的诞生——论“十七年”时期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诗歌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逐渐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诗人积极地寻找着表达本民族传统文学经验的诗歌方式。他们常常通过与诗歌关系密切的山歌来构建现代汉语诗歌,因此徘徊在山歌和诗歌之间,成了"写歌人"。

汉武帝的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的演进

汉武帝对西汉诗歌的发展演进有重要的影响，这早在班固《两都赋序》就有论说：“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在此指出汉武帝重视礼乐教化，设置金马、乐府等专署鼓励诗赋创作．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此说甚是。但是，汉武帝之所以推动了“炳焉与三代同风”的西汉盛世文学的来临，除了他鼓励诗赋创作的文艺政策和机构设置外，还与他诗歌观念的引导和诗歌创作的示范有密切关联。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期对汉武帝与西汉诗歌的演进及其文学意义有所了解。

《明诗》与刘勰的诗歌批评观念

本文以分析《明诗》篇为主,从诗教观和体貌观两个角度进行考察论述,以期把握刘勰的诗歌批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