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爱国诗歌语言图景中的祖国形象定型研究

在1941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曾涌现出大量爱国主义诗歌作品,其诗歌语言单位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身份归属、神圣使命、家国共情、国家意识等个性文化成素,由此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初俄语诗歌语言图景中的祖国形象定型。本文从俄语语言文化学视角运用词源分析法和观念分析法阐释该时期诗歌语言中具有“祖国”义素的观念词和关键词,以揭示俄罗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及其形象定型。

繁复紧张与质朴沉静之间的斥离和互补——胡弦诗歌语言风格探析

诗人胡弦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通过对独有的语言资源的提炼汇集和语言主张的贯彻落实,形成了具有个人辨识度的语言风格。本文围绕胡弦诗歌语言,以文本解析的方式逐步展示其诗歌语言风格呈现出的“繁复紧张”和“质朴沉静”两种“面相”,探索两种“面相”的形成原因、体现形式,以及在创作中的互补共存和对抗斥离。

从眼病治疗到诗歌语言:宋诗中的“刮眼”

古代诗歌中描写景色常与“照眼”一词相连,宋代出现以“刮眼”描写景色的新变化,且使用频率增多。以“刮眼”与山水连用发端于韩愈,这一诗歌语言起源于“金篦刮眼”的眼病治疗技术,宋人挪用入诗,以“刮眼”形容山水、诗文带来的强烈刺激或新鲜感受。与宋诗中“照眼”“病眼开”等造语相比,“刮眼”程度更为激烈,书写对象呈现出从有形山水到无形诗文的变化。由“刮眼”推及,宋诗中经常出现的“照眼明”等一系列以眼为中心的书写方式,显示出宋代普遍流行于创作中的一种身体话语形态——感官在场。这体现出宋人创新话语的努力及以身观物的新变。

学习诗歌语言,培养学生语感

诗歌,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都是文学百花园里的奇葩。它短小精悍,形式独特,意境美好,语言精练,情感丰厚,深受读者喜爱。尤其是它酣畅亢奋的语言格调,清新雅致的句式变化,和谐动听的语言节奏,都是语言大家的研究内容。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尽情徜徉诗歌的王国,能培养学生语感。

浅析勃洛克诗歌语言的音乐色彩——以《在沙发一角》为例

每个诗人的诗歌都有自己独特的诗学音调,也就是其诗歌的音乐色彩。俄国象征派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以下简称勃洛克)的诗意音乐不仅具有阿波罗式的声音和节奏形式的完美性,而且还具有非常接近音乐的创作原则。勃洛克的诗歌是声音和意义的完美结合,这种惊人的搭配虽然让其诗歌文本中的逻辑联系被削弱了,纯粹追求听觉方面的词语音律游戏也极少出现,但是,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诗歌意义,诗歌与音乐通过勃洛克的诗歌文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马德清诗歌语言的民族志诗学语汇特征

20世纪后期以来,“民族志诗学”理论进入中国,朝戈金、巴莫曲布嫫、杨利慧等学者进一步引介了“民族志诗学”。在具体的理论运用和个案研究中,国内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前,民族志诗学的概念及对其的理解,因诸多角度的原因,有着不同意义和层次的认识,比如文人创作中的民族志诗学的写作或表现。作家、诗人等文学创作者的具体作品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歌谣、信仰、宗教、谚语等传统文化。除此之外,作家对本民族生活、风俗、人物志、风物志、场景等地方性知识的描绘,也被理解为“民族志诗学”的表现。

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

中国新诗的语言一直饱受诟病,这一状况在新世纪也仍未得到根本改观。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复杂现实一方面呈现出开阔的多维度的探索性意向,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得到诗学本位意义上的强调,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落实为自觉的语言探索;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探索也暴露出在沉潜和深化中的无序状态和认识上的误区,尽管诗歌语言变革的迫切性已形成初步共识,但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具体规划却仍然模糊不清,也缺乏社会文化的有效支撑和文学共同体的深度参与,这使诗歌语言变革不能落实为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由此造成诗歌语言的诸多症结。

诗歌语言的维度:“Image”与意境的差异

符号性是语言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比较分析发现 ,英语语符具有时间单维性和生命流动性的特点 ,汉语语符具有平面图画性和空间多维性的特点。这种语言维度的差异反映在诗歌创作的领域 ,表现为意象派诗歌中时间瞬间意象和中国古典诗歌三维空间意境的分野。仅以抒情的纯粹性而言 ,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诗歌语言维度的最大化 ,具有虚实相生和时空合一、视角通透等特点。

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与革命

本文认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之间的越界 ,这种越界既激活了思想 ,也激活了文学 ,而且正是通过激活思想而重新激活了现代人的文学感悟能力。克里斯蒂娃可谓这种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 ,她从对社会和文化的人文关注入手 ,看到了蕴涵在诗性语言中的革命 ,从而将文学阐释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相贯通 ,以批判为手段 ,催生人与世界、与一切他者的审美、同情、平等的关系模式。这种意义上的理论不仅为文学也为文化的多元化存在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理论精神。

论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具欧化特征的诗人。大量使用长句子是穆旦诗歌语言欧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长句子的使用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提高了表现力,扩大了信息容量,提高了细节描绘能力;革新了诗歌句子间的关系,在诗句间建立起严密的逻辑关系。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与现代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现代情思的特质息息相关。

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特点探析——兼及现代诗歌的口语入诗问题

六七十年代诗歌中,俗字俗语的使用,语法句法的循规蹈矩,口语语体以及在辞格的运用上的不均衡现象共同构成语言的口语化特点。这种口语化特点适应了传递信息的基本功用,但与诗歌自身所需求的"诗家语"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使日常口语更好地转化为"诗家语"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诗歌语言中“声、音、韵、律”关系的符号学考辨

诗歌语言研究中普遍存在两个层次、四个要素之间的混淆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声与音、韵与律的混淆,第二个层次是声音与韵律的混淆。在符号学上,声与音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诗歌语言的语音兼备表情功能而使两者混同;韵与律原是分属语言与音乐,诗与歌的原始结盟使语言在音乐的影响下形成纯形式的格律,韵与律自此难解难分,并演化为格律。在新、旧诗更替中,韵律或格律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诗歌整体声音问题被狭化为格律问题,而中外诗歌写作史上声音与格律一直是两个平行的话题。现代诗放逐格律,但没有放逐诗歌的声音,反而释放了诗歌声音的潜能,在声音语象的创造上与中外诗歌传统一脉相承。

华兹华斯诗歌语言的创新性

18世纪的英国文坛史上 ,新古典主义文学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文学一味地追求诗歌的“高雅”,愈来愈抛弃人们生动而简单的日常用语。华兹华斯对这种审美观念和标准进行批判后 ,引进了平民和农民的语言 ,从而打开了诗歌的领域。本文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 。

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

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诗的语言研究成绩斐然,学者们依据现代语言学的原理,对闻一多、徐志摩等现代诗人的新诗作品进行了精深的研究,我们以新诗语言研究的实例为基点,从词语、句法、韵律入手,归纳了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途径,并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这几条研究路径的合理性。

华兹华斯的《水仙》与诗歌语言

关于诗歌语言的论述,是华兹华斯诗歌理论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华兹华斯的《水仙》一诗所用语言的具体分析,证明他是如何在诗歌里使用纯朴的、自然的、“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的。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华兹华斯倡导并实践这样的语言,因为它最贴近自然、最适合传达感情、最清楚地表达思想。

论“新月”诗派的诗歌语言美追求

徐志摩诗歌创作的语言以“辞藻的繁富”著称,闻一多以“字句锻炼的精工”著称,而朱湘则以“善于融化旧诗词”和“音节的调谐”闻名。“新月”诗人通过语言的“辞趣”追求和“融化旧诗词”等方式,对新诗语言美进行了探索与实验。这种语言美追求是针对初期新诗的“大白话”的弊端的实验,昭示了汉语诗歌写作在语言上的一种变化,即以“大白话”为特征的俗的方向向“雅”方向发展的变化。与此相一致,在审美表现上,“新月”诗人则不惧戴“型类混杂”的帽子,善于吸收其他艺术的表现方法,丰富了新诗的审美艺术,又以含蓄美追求为诗歌创作的目标,使诗歌创作成了真正的“美的表现”。

和谐流动的音乐之声——试谈丘特切夫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和音乐、舞蹈就是三位一体的 ,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是古今中外诗人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十九世纪俄国大诗人费·伊·丘特切夫的诗歌具有极强的音乐性。本文试从语言节奏、旋律的因素、拟声词、诗歌的内在节奏和韵律等方面来探讨丘特切夫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

片言可以明百意——论诗歌语言的多元理解之维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语言表达问题实际上已经是理解本身的问题。过去研究者们只关注文本与理解的关系,却忘记语言已经内在地祈向理解。当语言与理解的天然联系延伸至文学语言,会发现这里只能适用理解的多样性而无法要求解释的同一。特别是汉语语法和结构的自由以及诗歌对汉语所有优越性的全面继承,使得诗歌语言已经先天地与多元理解的维度发生了必然的关联。愈是考察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婉约、含蓄、朦胧和多义等个性特征,愈是能清醒地意识到意义的丰富性和理解的差异性原来已经在这里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原始思维与诗歌语言

原始思维指整个文明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或者思维状态。原始思维的主体是原始初民。原始思维具有直感性、互渗性、神秘性。诗歌语言是语言的艺术,从诗歌语言所具有的主观体验性、非常规逻辑性和意象性上看,诗歌语言是诗人主动运用原始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