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以中古诗歌运动中比兴的历史命运为例

中国哲学所赋予诗学的基本蕴涵是天人合一,它构成中国诗学的世界观背景①。在中国诗学中,如果把庄子所倡经由“齐物”向“浑沌”回归的主客一体的经验视为大传统,那么做诗和评诗的手段和目的即比兴和缘情,定位于物感或感兴,并非彻底的天人合一,因而都只能算是小传统。我们观察到,在庄玄禅的哲学运动中,对象之存在由“浑沌”转为“无”或“独化”(玄学),以至为“空”(禅),庄子齐物式的主客一体质变为纯粹直观的主客一体。大传统既非一成不变,小传统亦不得不随之而变。结果是小传统的比兴直观经由物感的经验演进为大传统的新形式——纯粹直观。从客观转到主观的过程中,自然固然一直是“观”及“感”的对象,然而由于观法的变迁,比兴被边缘化了,而缘情也就不再是诗歌目的。这就是中古诗歌运动②中比兴的历史命运。

T.E.休姆与意象派诗歌运动

T.E.休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对发轫期的意象派有着独特贡献,其倡导的"语言干练"、"用词准确"、"意象新颖"、"自由韵律"等诗学观为意象派诗歌运动指明了方向;而"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意象派的"根本立场",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因此,用"《秋》意无限"来形容其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局限性也一览无余。意象的"客观与精准"以及语言的"具体"等让意象派诗歌失去了"朦胧之美";他反对"宏大主题"的理念也束缚了诗人的创作。这或多或少地为意象派诗歌走向没落埋下祸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只能"昙花一现"。

中日诗歌的英译对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

文章从比较诗学入手,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英译在题材、风格、格律、句法、审美等方面对意象主义诗歌产生的影响,从而论证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选本运作与当代青年诗歌运动

中国当代青年诗歌基本上呈现为运动式的发展状态,代际命名运动构成了诗坛的主要景观。在这一过程中,选本运作扮演了相当突出的角色。青年诗人通过选本运作集结起来并以群体的声势向诗坛发起冲击,从而聚焦了诗坛和社会的注意力,得以从固化的诗坛秩序中突围,获得文坛地位和跻身文学史叙述。有必要剖析选本活动和青年诗歌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两者结合的原因、背景及意义、后果加以分析和评估。选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运作方式,在当下和今后都将继续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文学的进展和文学史的叙述,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

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作为具有划时代标志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定位中经历了从重要到弱化的演变,这可以视为文学标准不断省悟的一个过程。随着地下诗歌的不断发掘,天安门诗歌在艺术和价值上的被消解已成为必然,这种趋势在个人化的学术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变化表明,当代文学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话语体系,它面临着持续的调整与修订。

新诗歌运动

21世纪初,汉语诗歌革命性的变化是网络诗歌的兴盛。随意性、互动性、激情式及社团性为诗人提供了梦寐以求的诗歌创作平台。诗人们自发地在网络上集结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主义诗歌主题社区,使大批诗歌作品方阵式地呈现于我们眼前,网络使曾经疲软的当代诗歌重新勃发出无限的生机,使诗歌写作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现象,这就是本文指认的新诗歌运动。

论西方现代诗歌运动对新诗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新诗革命是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深受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影响。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时代,西方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自由诗革命得到了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法等国的诗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诗体解放倾向被中国新诗人故意夸大,助长了新诗诗人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否定,使新诗革命由本应是纯粹的文体革命变味为政治性的文体革命,其破坏性不仅超出了汉语诗歌当时的承受能力,而且影响了新诗初期及以后百年的诗体建设。

论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的“漂流式写作”——以诗人孟浪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代诗歌运动即将结束之时,有相当一部分诗人离开了诗坛,而留下来的坚守者,或在国内默默写作,或旅居海外进行创作转型,海上诗派的代表诗人孟浪,就属于这转型中的一员。他经历了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又经历了90年代前期的个人化写作风潮,旅居美国十余年,最终转向了对当下社会与自由精神的关注。孟浪的创作历程,代表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一部分诗人"漂流式写作"的风格,颇具典型意义。

诗歌运动的记忆

中国的诗歌变革,从来都是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新诗对于旧诗的这场战事,乃是一场最艰苦的攻坚战。中国新诗史中的格律与自由的斗争,同样是攻防力量相抵的,而且是永不休战的拉锯战。诗的自我表现和它的自由精神,是诗的生命线。诗歌写作若不是听从于内心的召唤,一旦自我在诗中消隐,剩下的只有非我非他的大众,那么,诗将因失去个体心灵的呈现而最终失去自身。

民间写作到主流写作的位移--反思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关系

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次诗歌艺术展示,更是一次阶段性总结。“大展”推动“第三代诗歌运动”整体性出现在国家主流诗刊上,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由民间到体制的转折点。“大展”营造了诗歌写作繁荣的假象,损伤了诗歌写作自由的民间精神,改变诗歌民刊的运作轨迹,催生出诗坛的浮躁之气。重读“大展”的文学史价值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是指 2 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在台湾全岛出现的中国诗歌现代化运动 ,“三大诗社”的具体活动构成了其主体 ,“四次论争”深化了其进程 ,大批优秀的现代派诗人诗作的出现显示了其实绩。

“诗歌合为事而做”——从两次诗歌运动看诗歌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比较“天安门诗歌”运动和“地震诗歌”运动在自发性、民间性、主题和诗歌成就上的相同点，说明诗歌在表现社会人生上的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诗歌运动情况概述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诗歌运动是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战地社和铁流社等新诗团体、在军队和记者群中活跃的诗人群体以及燕赵诗社等旧体诗团体开展起来的。这些团体通过街头诗等运动形式一起促成了晋察冀文艺的发展,并推出了一些杰出的诗人和作品。本文力图在翔实的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诗歌运动做一下整体概述,再现当时的诗歌运动盛况。

天安门诗歌运动研究述评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震惊全国的文学运动。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叙述中,天安门诗歌运动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研究在3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大致以1980年代为时间点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和80年代后,而这两个阶段中的研究又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差异性和历史发展性。

邓拓和晋察冀诗歌运动及其他

邓拓同志不幸逝世即将二十年了。我同许多熟悉他、敬重他的同志们一样,常常怀念他。每当老战友们谈到在晋察冀坚持敌后抗战,谈到晋察冀的革命文化工作,总要谈起邓拓同志,语多意长,表现了大家的缅怀之情。

绿蕾战斗现实主义诗歌运动观评介——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钩况之一

四十年代,在伟大的民族主义解放斗争的感召之下,在那些未能手执利器冲上战场的革命知识青年中,有一批特别有才华的热血青年,奋然走向了诗坛文苑——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特殊战线,用他们燃烧的激情和满含憎爱的笔,投入文艺的战斗,曾经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单就诗歌战线而言,除了众所周知的“七月”诗人群和“九叶”诗人群而外,在当时各种公开的、地下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也还有很大一群其他青年诗人存在。这些人初露头角而并不出名,但却每有佳构,一样参加了革命文艺斗争。往后由于各别的境遇,有的继续在新时代的诗坛文苑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奋斗,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成为新中国一代知名的诗人作家;有的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曲折艰难,仍坚持在文艺战线苦苦地奋斗挣扎,却始终受着精神的压力而默默无闻,感慨至深;还有的则如黎明前夜空中的流星,当时何等闪光,但天一亮就令人惋惜地殒落了,消失了——绿蕾,就是这划空而过的流星中耀眼的一颗①。

1980年代中国诗歌运动场域研究

1980年代诗歌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诗歌运动"。诗歌社团、流派的成立,自印诗集、刊物的传播,诗人的游走与交流等几方面涵盖了1980年代诗歌运动中关键性的要素——人、物、事。在1980年代社会语境的影响下,三大要素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诗歌场域"。"诗歌场域"的存在使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有了发生的空间,在无形中推动着诗歌转型的进程。

李白诗歌的运动感

李白诗歌的运动审美感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对动态意象的选择和加工;他把握事物动静关系的新奇角度;他对杂言句式的不平衡组接;他对句子内部结构的着意安排。诗歌的运动气势有助于李白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

试论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源起、成就与不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来就是若即若离,但天安门诗歌作为一个节点式的文学运动,其背后的政治背景却使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学现象。本文将从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源起、成就、不足三个方面解读天安门诗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