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与诗歌创作

陈子昂倡导的“风骨”、“风雅”、“兴寄”等诗歌革新主张，是彻底清除齐梁绮靡轻艳诗风的切实有效的方法，使唐代诗歌走上一条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干预政治、关心民瘼的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其侧重点是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因而存在着忽视诗歌形式美的倾向。陈子昂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种主张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诗歌创作大大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成为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时只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而写诗。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 ,“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 ,纵横捭阖的气势 ;同时 ,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 ,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律等形式方面的特点 ,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 ,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 ,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 。

陈子昂诗歌革新主张及创作探析

标举风骨,倡导的是一种现实的积极的创作精神,强化诗歌的感教力;倡导兴寄,强调的是诗歌的美刺讽喻功能,要求体现创作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追求,反映其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陈子昂在隋末唐初绮错婉媚的诗风中提倡革新,标举风骨,力倡兴寄,以复归诗歌风雅传统为己任,是反对齐梁文风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为指引唐诗走上健康昂扬之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初唐“四杰”诗歌革新成功诸因素略论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前,他们都还是青少年时期,即以"四杰"见称于世。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吏部侍郎裴行俭亦称其"才名有之"(见《旧唐书·裴行俭传》)。郗云卿《骆丞集序》云:“(骆宾王)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旧唐书·文苑传》也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齐名,可能原指其文,后人评诗也袭用此称。他们年辈虽不一。

探求古代诗歌革新的历史轨迹——葛晓音古典文学研究举隅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几乎同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一样悠久。相对而言,如果可以把近代文学研究喻为新开垦的处女地,那么古代文学研究似可称为极其古老的土地了。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的先贤披荆斩棘,树立了无数的里程碑;我们的前辈辛勤耕耘,结下了累累的硕果,这已是举世公认的无需赘述的事实。近些年来,一批生气勃勃的中青年学者,以崭新的姿态行进在古老的土地上。伴随着他们坚实的脚印、劳作的汗水,一朵朵鲜艳的学术之花竞相开放。对黄侃、闻一多、陈寅恪、郑振铎等人的辉煌学术成就,固然应该重视;对当今脱颖而出成绩卓著的中青年学者,亦不可轻视。当代莘莘学子是我们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最新一辈,他们成长得快慢、前进中的得失,与古代文学研究能否继往开来,能否实现黄侃、闻一多、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未竟的事业有直接关系。

论陈子昂的诗歌革新

陈子昂在我国诗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他顺应历史潮流,在诗歌上大胆革新,提出自己一系列的革新理论,并在新理论的指导下,艰苦创作,努力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从初、盛唐诗歌革新过程谈理论与创作的关系

唐朝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处于繁荣时期,盛唐又把诗歌推到了顶峰。出现这种可观景象,原因当然很多,但某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代的诗歌革新运动。文学理论一经产生总会对创作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而它在指导实践的同时又受到实践的检验,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与积累,它自身也得到不断地完善,然后再去指导实践。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初、盛唐的每一文学阶段和每一文学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中,具体剖析初、盛唐诗歌革新承前启后、不断吸收和扬弃、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全过程,从而总结了唐诗在内容和艺术的双重革新中的重要经验,并提出了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是:恢复建安时代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突破美刺讽谕的传统风雅观念,逐步解决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内容和艺术的复变关系,用健康的审美标准批判地继承齐梁诗的艺术成就,使盛唐诗形成理想主义的倾向和乐观昂扬的基调,达到融汉魏风骨于南朝文采的完美境界。这些探讨,使原来失之笼统的分析从理论上深入了一步。

北齐文学传统与初唐诗歌革新之关系

学界在研究盛唐风骨形成过程时,大多直接溯源到建安诗人,未曾注意到由北齐入周隋的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诗人的创作传统,是初唐诗歌革新派刚健诗风的近源这一中古诗歌史重要环节,诸多研究成果,也都局限于隋代诗坛论述他们的诗歌特色和成就。本文认为,出身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以卢思道、薛道衡等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不仅自觉踵武建安诗人,发抒朝代更迭过程中个人前途的忧虑和志不获骋的悲怨,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继建安诗歌之后罕见的慷慨多气、风骨凛然之作,而且还对初唐一些革新派诗人的创作活动和革新理论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的诗作是初盛唐诗人远绍建安诗歌、恢复汉魏风骨的重要津梁,在南北朝向唐代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北宋仁宗朝的诗歌革新与欧苏梅三家诗

一 宋诗的特质个性，是在北宋仁宗朝这个时代的诗歌思潮和流派的不断迭代中逐渐抟合而成的。即便是历来被视为五代余绪的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也在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后来的宋代诗歌，将其品格的某一方面含摄进宋诗体式之中，尤其是西昆体诗的出现，在宋人眼中它不同于白体、晚唐体而表现了“首变诗格”的意义。

论金和诗歌的革新性

金和是近代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重要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平静到战乱的巨大转折,诗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诗歌自成一格,且金和有主动革新诗歌的意愿和创作实践,其诗多书写时代风云和百姓苦难,既针砭时弊也歌颂时杰,在思想内容、语言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均体现了传统诗歌在近代转型中的时代特色。

王夫之的诗歌创作革新理论

王夫之对诗歌创作问题,作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这些关于诗歌创作革新的理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综观其诗歌革新理论,核心是“破除死法、死格,树之以活法活格”。在他的主要诗论著作《姜斋诗话》和《历代诗歌评选》中,有许多关于破除死法死格的论述。而他所谓的“死法死格”,又主要是指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的确。

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功绩不能以“清除绮艳文风”来简单概括

学术界论及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功绩时，大多着重在清除绮艳文风这一点上。葛晓音认为，仅仅笼统地以反对绮艳来解释初、盛唐诗歌革新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因为，

论“比、兴”融合与唐代诗歌的革新和繁荣

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当然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作用;一种文学理论的提出,自然也受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也决不能忽视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和促进。近几年来,有不少论“赋、比、兴”的文章见诸报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但对“比、兴”在各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及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关系却少有论及者。譬如,唐初“四杰”及陈子昂针对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高举起诗歌革新的大旗,倡导“风雅比兴”、“汉魏风骨”。

黄遵宪诗歌创作“歌谣化”的现代阐释

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具有深厚的"山歌情结",诗歌创作走民间的路子,深刻地彰显了他诗歌革新的理念,成为了现代新诗发展的基本走向。黄遵宪身体力行的"歌谣化"诗歌创作实践,对"五四"以后中国新诗发展打开了思路,由此,中国白话诗脱下了诗歌语言典雅华美的古代文言盛装,换上了20世纪平民百姓的口语便装。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略论韩愈诗歌的平淡风格

韩愈是我国中唐时期的诗歌革新巨匠。同我国其他一些优秀诗人一样,其诗歌具有多种风格。总观韩愈的全部诗作就不难看出,韩诗既有夺险的风格、雄伟的风格,也有平淡的风格。对于前二者,前人的论述较多;对于后者,人们不很注意。清人施补华说:“陶公(渊明)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淡雅,字字沉痛。……后来王(维)、孟(浩然)。

关于对陈子昂及其诗歌创作的评价

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先驱者,对唐代诗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唐代的诗国里无疑他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应该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 在历史上首先对陈子昂及其诗文创作作出评价的是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他说: 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故有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

西学东渐进程中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自我调适——“诗界革命”中的黄遵宪

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涵盖了语言、形式、内容等多方面。他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要求诗歌形式多样化；诗歌内容蕴含新意、展现新理想，诗歌创作应具有个性。这为我国当下诗歌理论继续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