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本质所在的阐述,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表现的考察。在上述三方面宋元诗论家都继续拓展、充实与深化了对诗气的论说,是古典诗气论系统的一个重要传扬阶段。

宋以后诗学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以后诗学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表现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气"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考察。上述三方面,从主体上展开了诗气之论,构建出了古典诗气论的论说空间。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最终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空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唐宋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唐宋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首次系统地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与充实。

明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明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继续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腹中有诗气自华——访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博士

用诗歌表达南洋乡情 王润华博士原籍广东省从化县,194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1972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助理院长,1978年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作家协会前身)副会长,1986年任作协会长。

“诗气说”与中国新诗节奏的建构

"诗气说"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抒情诗的基本元素与"气"密切相关。诗是生命的消息,节奏是对"气"的呼应,诗之产生就是气感的音节化。"诗气说"透露的生命意识和自然精神,对新诗自然节奏建构具有重要启迪。由于建构目标不同,"诗气说"在现代诗坛的接受呈两歧现象:自由派从中读出了节奏的自然;传统派从中看到了五七言格律。以生命、自然、自由为原质的"诗气说"赋予了新诗一种超越性力量,这一力量不仅可超越文字而洞悉各种节奏观念的是非曲直,还可超越古今中外的限囿以确立新诗节奏的建设方向。"诗气说"还从传统角度回答了自然节奏论的"所以然"问题,为我们整合各种节奏理论、创立"气息节奏"提供了历史依据。

敦煌文献《咏廿四气诗》辑校

敦煌文献《咏廿四气诗》,是由二十四首组成的诗章。作者依据黄河流域的中原气候,并与物候、农事活动相结合,还辅以生活与民俗等内容,因此,遂使其诗有着广阔的辐射面和极大的社会生活容量。这组由唐人撰写、经中原传入敦煌的《咏廿四气诗》,由于其丰富的内容与别样的构思手法,使此诗成为同一题材中的上品。

张南轩理气诗论

理学大家兼诗人张栻要求诗歌应在“贯道明理”的基础上,表现出诗人“兼济天下”之志,雅正、无邪。他的理气诗风格平实又不失高远,将“哲学诗化”,继承、发展了邵雍的理气诗,深远地影响了后代的理学诗人。

敦煌《咏廿四气诗》研究

敦煌《咏廿四气诗》,共二十四首,作者依据气候、农事活动以及民俗,叙述了二十四节气的面貌,其内容贴近生活风格朴素构思手法新颖,是同类题材诗歌中的佼佼者。本文介绍了《咏廿四气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还与同类的唐代咏节气诗、宋代咏节气诗以及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进行了对比,以更好地感受这组咏节气诗歌的魅力。

是气所磅礴──从《唐诗选注》看以气御诗

曹丕在写《典论》时首次提出了"气"的概念。以气御诗,最重要的是在于正气。诗有正气,则满纸风骨。读诗、学诗、解诗、写诗,都是去对话灵魂,没有捷径可以偷巧。唐诗如是,如果执意"竞一字之奇,争一字之巧",便会意境全失,索然无味。好诗好词不必尽是节制,心之所至,诗即为成。御之以气,才能动人心魄。

使气命诗与师心遣论——阮籍和嵇康艺术风格之辨

在文学史上,阮籍和嵇康二人都因放达而不拘礼法的狂放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作品著称于世,被公认为正始文学的典型代表。从文学作品出发对他们作详细比较,会发现存于二者之间的诸多差异:阮诗情感丰富,内涵深刻而表现含蓄;嵇论则以思想叛逆,论辩深刻和表现直白晓畅著称。本文将结合其具体作品详细论证存在于阮嵇二人艺术风格中的差异性并就其产生原因,二者对待政治的迥异态度,对待自然的不同理解,以及解决矛盾的不同方式三方面做一简略探讨。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状江南》的艺术创新及其诗史意义——兼论敦煌《咏廿四气诗》的性质与写作时间

《状江南》以“状(比)”法,在“每句须一物形状”限定下,开创了月令诗比喻体叙事的新途径。敦煌《咏廿四气诗》是配合《开元大衍历》推广普及的民间创作,产生于开元、天宝年间。相较而言,李峤《十二月奉教作》比较贵族化,侧重描写上层人士的游赏和在游赏中的体验;敦煌《咏廿四气诗》比较民间化,有农事诗的色彩,侧重描写农人生活和农事安排;《状江南》则处于二者之间,兼文人化和民间化,在内容上专写江南风物、物象。

《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受到过“批判”也引起过讨论,日本小川环树氏为其辩护而写的书评,认为此应有钱氏自己的标准,是个尚未解开的“谜”。《钱锺书手稿集》对此提供了答案,包蕴着丰富的诗学内涵,体现了他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钱氏随后赠小川氏《宋诗选注》一书,并亲笔改动大小九十余处,约三千多字,小川氏题名“钱氏手校增注本”而珍藏。这些“改笔”,有的为再版本所采入,而有润饰增删,有的未被吸收,有的改了又恢复旧貌,等等,都清晰地留下钱先生学术思考的印迹,为研究《宋诗选注》提供了生动的新材料。

关于大历诗的几个问题

在流行的经典化的“四唐说”唐诗史的系统中，大历诗是个没有多少光彩的角色。本文摆脱“四唐说”的约束，通过疏证唐人的当代文学史观，集中论述几个关键问题，展示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大历诗的时代”。这是一个古、今诗风对立竞争，“中道”的声音时有所闻，文学成就高度发达，唐诗丽句层出不穷、诗艺日趋精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