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诗礼乐”教化思想:内涵、价值、困境与路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以礼乐文明为主体的先秦儒家教化思想贯穿其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以情感浸润为主的诗教、以礼仪规范为主的礼教和以人格塑造为主的乐教建构了传统的教化模式。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整套诗礼乐教化模式影响着民众的行为范式,对于道德教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探寻“诗礼乐”教化思想的内涵及其模式构建,明确其价值所在,并结合其在情感育人价值、礼仪规范、民族交流交融等不足之处进行反思,有利于在新时代条件下塑造完美人格,统一思想,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

仪式与文本: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周代礼乐歌诗与雅颂诗篇的艺术形态

周代歌诗是周代文学的典型样式,歌诗把诗歌从主要依赖语词的徒歌艺术发展成诗乐舞相互融合的综合艺术。歌诗源于宫廷,宫廷政治是周代歌诗形成的历史土壤。歌诗而不是诗歌,歌诗艺术与礼乐的结合,决定了歌诗综合性的表演艺术特征。西周大雅诗篇具史诗性叙事的特征,而颂诗则形成了戏剧的原始结构形态。

“诗-礼-乐”与美学学科形态

美学是西方文化的学科,且从属其哲学体系,曰:"哲学之美学";在中土文化中没有此等学科,因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故既无此等哲学,更无此等美学。若在观念形态之对应性上寻求,那只有礼乐文化中之"乐"学。西方美学成为一门对峙于逻辑学的学科,虽是由鲍姆嘉通确立,但其久远的总根源却是柏拉图"理型论"中之"美本体",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之"形式"审美论。西方文化是逐物文化,对"物"("存在"之直观性)之追根求源,极为审察(本体论/形而上学即是),故极重物之根系的存在形态。理型论可谓根系之"独体结构",四因说可谓根系之"联体结构"。据于前者,以明唯有根深才能体大(高大),故"全部西方哲学皆是其注脚";据于后者,以明唯有根系宽广,形姿才能婆娑,故"摹仿论概念在西方雄霸了两千余年"。此是其抽象式之颖思,若移至中土而论学,由前者则必然指向由圣人汇聚而来之德性总根系,由后者则必然指向儒家建构心性哲学之三联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故中土之乐学,必依经学精神(圣人之德性精神)为总根源,以"诗—礼—乐"之联体流程为建构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挖掘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审美元素与美学思想,既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以教育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幸福美好现代社会的应然要求。我国古代教育之美体现为社会美和人之美的有机统一,通过创造审美教育情境,赋予个体积极的情感体验,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中的对象化,是自然和情感的人化。我国古代教育之美从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五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教育审美的经验智慧,为新时代学校美育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对强化学校美育建设,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周代乡饮酒礼与乐诗运用略探

周代的乡饮酒礼、乡射礼中演出的乐诗分为“升歌”、“间歌”、“合乐”等三个阶段进行,而且每个阶段的演出形式都不相同,演出的乐诗曲目也不同,但表达的主题都与敬亲忠孝友爱团结有关,非常符合宴会欢乐喜庆的场景氛围。乐诗通过诗意和音乐温馨的情感魅力,表达主人对宾客友好与赞美,强化群臣之间的亲和关系,达到交流感情的目的。

巫神时代中国诗酒文学的特质与演进

中国诗酒文学源远流长，但对中国诗酒文学自身的整体发展和精神演进却少见关注。打破文学史意义上的时代划分，通过新视角来研究中国诗酒文学发展的过程，并对其精神脉络进行梳理，以揭示中国诗酒文学精神独特的演进过程与特点就成为一种新的尝试。本文重点探索巫神时代的诗酒文学的特质及其演进。

自由、秩序与超越——先秦儒家的情感安顿路径

情感安顿是对生命归宿的关切,诗、礼、乐是先秦儒家安顿情感的基本途径。在诗之本真情感的自由表达中,人充分感受到鲜活生命的绽放;通过礼的规约和引导,个体在与他人、社会的密切情感关联中找到了归属,确证了自我的社会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通过乐的审美体验,人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得以实现,在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人的和谐交融中,情感得以升华,心灵得以安顿。

《诗》的编次与《毛诗》的形成

据《毛诗序·六月序》、《仪礼·乡饮酒礼》、《汉书·谷永传》、郑玄《毛诗谱》等文献的记载,可发现周礼演乐的诗次、《诗序》诗次、《毛传》诗次和三家诗次略有不同。以《左传》所载季札论《诗》材料、《尔雅·释训》与《毛传》关系、《毛传》上源等问题为基础,亦可判断《毛传》内部埋藏了孔子时代之前的《诗》文本特征。据此可推知,孔子重构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结构,使之更符合周代礼乐制度。子夏时代,受《春秋》学之陶冶,子夏或其后学又对调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使二《雅》皆有美刺。这两次重编,在《诗》文本的写定过程中大概是最具革命意义的,时在战国初年以前。第二次重编之时,仿效《春秋》精神的《诗小序》基本形成,然《小雅》篇目依然遵循了周礼之诗次,毛公作《毛诗故训传》才调整为今本诗次。

西周美学研究中的诸问题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西周美学进行了许多探讨与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西周美学是以礼乐为中心、以德性为内在基础、以礼乐形态为显现形式的审美政治。其次,西周美学所展现出来的是周人敬祖崇德、重在追怀先王先祖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再次,西周诗礼乐作为审美活动,使周人的政治生活、日常往还、行为举止和思想意识也被赋予特定的审美意义。最后,西周器物既是礼乐体制的见证者,又是礼乐审美的呈现者。总之,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西周美学的研究视域,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先秦儒家美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解读《郑风·缁衣》的宣教意义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主要因素。远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政府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还通过礼乐制度对教育进行宣扬和鼓励,这主要体现在《诗经》中。《诗经》中有许多宣扬教育的诗,这些诗尊师重教,励志劝学,属《诗经》“美教化”的教育范畴。《缁衣》作为《郑风》的开篇,其通过描绘母亲送孩子入学的温馨场景,以天伦之乐激发人们对教育的重视。